冯道 （882—954），字可道

冯长生

*亓元*



    历史上有一些人是可以盖棺而论的，但有一些人棺材盖儿是钉上了，但定论确实不易下的，号称“长乐老”的冯道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在当时被称为“厚德稽古，宏才伟量，朝代迁贸，屹若巨山”的长者，出殡时纸钱撒得让树上的青叶都变成了灰色，殊知不到百年，他的声名一落千丈，司马光就无情的鞭挞道：“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作，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欧阳修也评道：“无廉耻立人之大节，国家危亡致乱之祸根。” 胡三省说他：“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 清代的王夫之骂得更激烈：“（冯）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盗）跖矣。”当然，其间也有如王安石、李贽者，为他写翻案文章，但千百年来，在传统儒学道德的影响下，围绕冯道的争论，依然是贬多褒少，喋喋不休！
    冯道（882—954），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一说河北河间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五代纷乱的时期，他先后俸事五朝、八姓、十帝，三入中书，每一个朝代变动，都要请他去辅政，他安居相位近三十年，是真正的政坛不倒翁。但要想深入了解冯道，必须要了解他生活的那个特殊时代和他一生的抱负——“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使百姓免于战乱离丧之苦。
    从唐末黄巢起义到五代结束，中国乱了八十多年，在那个强者的时代，诸侯并起，独夫称雄，这个当皇帝、那个当皇帝，换来换去，非常的乱，当皇帝的好多都是胡人，就算不是胡人，也与胡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民族的隔阂被战乱击碎，汉与胡的界面逐渐被血与泪所模糊，出现了民族间的大融合。那时人们的愿望是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希望结束以武力得天下，以暴力役万民的独夫的统治；在那个朝不保夕的日子里，他们最高的要求是只能是生存权的保障。冯道于此乱世，已经没有必要再墨守愚忠和狭隘的民族理念，只有国家一统，社会才能稳定，才能解黎民于倒悬，至于统治者是不是汉族，是不是正统，已经无足重轻了，为了苍生百姓，一旦有一个强大的政权兴起或者一个强者出现，冯道一定会降服于这个政权或者归顺那个强者，并辅佐他，以实现他的抱负，正如先贤伊尹，“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在这八十年大乱中，冯道对于保存文化、保留国家的元气、拯救黎民于水火，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了顾全大局，冯道甘愿背上千秋不忠的罪名、忍辱负重，若非大智大勇者实在难以做到。
    走近冯道，我们不能不为他传奇的一生所感慨……
    冯道并无显赫的家世，祖上有时务农，有时教书，地位都很低，这使他对下层人民的苦难，有十分深刻的了解。冯道自幼沉稳忠厚，不挑剔吃穿，又十分孝顺，只知道读书，他希望从先贤的书中找到救世之方，所以即使是“大雪拥户，凝尘满席”，也不能改变他对学习的执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无论是敬仰他还是鄙视他的人，对他的才学都是十分敬佩的。
    冯道于唐哀帝天佑年间入仕，给后来的燕帝，也是他父亲的恩人刘守光做幽州掾，他一开始从政，就赶上了唐王朝山河日下，割据势力蠢蠢欲动，刚开始时，冯道凭借书生意气，想用先贤的微言大义规劝暴戾的刘守光止戈息兵、尊道勤王，却险些丢了性命。这次厄运给冯道以很大的触动，在狱中，冯道终于想通：在那个时代下，做为一个书生政客，想用先贤之道令天下止戈息兵，想当“纯臣”从一而终是不可能的，于是冯道的人生观发生了转变，他最终选择了一条顺从于天道，尽心于所职，尽责于百姓的“独善其身”的人生道路。正如他在诗《天道》中写道：
    穷达皆由命，何须发叹声。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
    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获救出狱后，冯道投靠了宦官张承业，由于他广博的才学，被张承业推荐给当时尚未即位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冯道工作尽职尽责，生活十分俭约，在庄宗与梁兵鏖战的时候，他居住的军帐是用茅草搭成，里面没有床席，每天只是睡在一捆稻草上；他每天与下人们一起吃饭，使用相同的餐具，没有一点儿造作的样子；在战斗中，他为受到冤枉的郭崇韬仗义执言，得到同僚的普遍尊重。因他工作尽职，道德高尚，屡被升迁，任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正在他仕途得意之时，他的父亲去世了，尽管庄宗有意夺情留用，但冯道毅然丁忧还家，为父守孝。
    在丁忧期间，恰逢乡里天灾人祸，庄稼颗粒无收，正所谓“邑有流亡愧俸钱”，悲天悯人的冯道倾其家产赈灾救民，自己躬耕于野，与贫苦的农民打成一片，对于年老或体弱，不能耕种自己的份地的乡邻，冯道会趁晚上去帮他们耕种，而不让他们知道，爱民之心，可见一斑。他住在草棚里，布衣简食，地方官听闻此事，给他送来“斗粟匹帛”他反而不受，誓与百姓同甘共苦。后来明宗听闻此事，评价他“不以素贵介怀，是真士大夫也”，他的清廉、节俭、甘为公仆的高风亮节，即使在今天，也是为我们所缺少，为我们所提倡的，而司马文正公视如此厚德为“小善”，未免有失偏颇。后来，契丹人听说冯道的学问很高，治国有术，就出兵来抢夺他，被庄宗派重兵保护起来，契丹人没有得逞，但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珍贵，这也是冯道降契丹后受耶律德光重视的原因。后来，他代表后晋出使契丹时，耶律德光因敬仰他的才德声名，曾想以迎接天子之礼出城迎接他的到来。
    丁忧之后，冯道被后唐明宗李嗣源拜为端明殿学士，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这是冯道第一次当宰相，时年四十四岁。他用人以才德而不问家世，罢黜无能的官宦子弟，他时常规劝明宗以仁德厚待百姓，对明宗的失德时而诤谏，时而讽谏，在冯道的辅佐下，在明宗朝，出现了社会安定的局面：“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长兴三年（932年），在冯道的倡议下，由石敏等人在国子监内校订《九经》，并组织刻工印刷，给后世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古代官府印书之发端——“五代监本”。说他是保存传播传统文化的功臣，一点都不过分。
    后来明宗病死，冯道又辅佐闵帝、末帝。关于末帝李从珂的即位，使得冯道又一次背负了骂名。李从珂本是明宗的义子，深得明宗信任，在明宗做小将校时，家里缺衣少食，是他担石灰、收马粪赚钱养活明宗一家。李从珂崇尚武功、骁勇善战，与性情敦厚，人也年轻的闵帝相比，他更具有完成统一的能力。于是在他起兵时，闵帝外逃，为了国内的迅速安定，国家的早日统一，冯道于情于理都应当率领百官迎接李从珂入朝。但李从珂对冯道并不信任，命他为山陵使，出镇同州，他到任后使得同州大治。在同州时，有一个出身军吏的官员在衙门口骂冯道，冯道说：“他肯定是醉了！”然后让他进来，为他醒酒并设宴招待，一直到了晚上，也没有丝毫不快和怨言，不久还升了那人的官。世人皆言冯道有雅量。当然，在和大臣们相处时，冯道并非一味地懦弱忍让，有时也讥讽反击，同时团结一些人。加上他有度量，文才出众，日子一长，众人对他都肃然起敬。
    936年，后晋高祖石敬瑭打败后唐末帝，入主中原，石敬瑭拜冯道为首相，“事无巨细，悉以归之”。这时有一个叫史圭的官，他在后唐为官时，素来廉洁守节，处事公允，但与冯道有龃龉。石敬瑭即位后，冯道并不计较个人恩怨，首先推荐史圭，冯道的所作所为，即使是他的政敌也十分钦服他的度量。不久，冯道觉得石敬瑭与契丹人走得太近，本着民族大义，冯道本想辞官归隐，但他又觉得他的抱负尚未实现，他在位虽然改变不了处于水深火热中黎民的命运，但他在位多少可以减轻他们的苦楚，如果他隐居了，自身的声名是保全了，青史上也可以给他在民族筋骨方面重重的描上一笔，可是百姓的生死谁来过问，传统的文化谁来保全呢？这可是比民族大义更大的“义”。于是他又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继续与统治者合作，为求安定，冯道甚至不惜于六十岁的高龄出使契丹：契丹原来就想抢走他没有得逞，现在直接要他去，名义是出使，实际是想把他要走。石敬瑭不愿让他去，知道很难再回来，冯道说：“臣受陛下恩，有何不可！”坚持要走。其他人听说自己要到契丹去，脸色就变了，手也发抖，冯道却镇静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两个字“道去”，大家看了都留下了眼泪。
    到契丹后，冯道受到极高的礼遇，但锦衣玉食也无法改变冯道对故土的深情，为重返中原，冯道用心周旋：有一次耶律德光话中流露出留下他的意思，他说：“南朝为子，北朝为父，两朝为臣，岂有分别哉！”得到赏赐后，冯道便都换成薪炭，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北地太冷，我年老难以抵御，所以早做准备。”像要久留的意思，见冯道这样，契丹王很感动，就让他回去，冯道却欲擒故纵地三次请求留下来，契丹王仍让他走。冯道又在驿馆驻了一个月才启程上路，路上也走得很慢，契丹的官员让住就住，两个月才走出契丹边界。左右随从不解地问：“从北边能回来，我们都恨不得插上翅膀飞，您还要住宿停留，为什么这样啊？”冯道说：“纵使你急速返回，那契丹的良马一夜就能追上，根本就逃不掉，慢慢走反倒能安全返回。”大家听了，叹服不止。回到中原后不久，他又被加封司徒，鲁国公，可谓是位极人臣了。待到后晋出帝石重贵即位，冯道仍为辅政，后出帝受人离间，将冯道调离京师，出镇南阳。到南阳后，冯道安定当地治安，拿自己的俸禄重修了孔庙，使传统文化在当地得以保全。
    我留意到，每当冯道离开京师，这个朝代也就离灭亡不远了。不久，耶律德光入侵，后晋灭亡，冯道为了安境保民的大义而投降，被耶律德光拜为太师。在此期间，有一个小花絮，成为后人唾骂冯道的论据：《新五代史》本传中曾记录下他与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一段甚为有趣的对话。太宗问：“何以来朝？”答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又问：“尔是何等老子？”复答日：“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后来太宗又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他说：“此时佛出就不得，惟皇帝救得。”有人说他这些话奴才像十足，向胡人卑躬屈膝，大失民族气节。殊不知，冯道此言此行，救得了中原千百万百姓。王安石是一个有深邃思想的政治家，他就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词、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缺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干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满口仁、义、礼、智、信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奸，不仅不通，而且有失公允，更令人寒心。
    冯道写的《偶作》是最能表明他的心境的：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须知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豺虎丛中也立身。
    冯道视他所服务的统治者为豺虎，他并非是为他们服务，而是“为苍生立命”。冯道相信“道”，他认为在“道”的作用下，必定会有一个明主诞生，他要等待那个明主的出现，辅佐他解救苍生于倒悬，这是他的信仰，也是支持他的一种力量。在契丹时，冯道安抚百姓，拯救生灵：他悲天悯人，当看见那些被契丹强迫为奴的中原人，就以自己的俸禄为他们赎身，送他们还乡；冯道对爱情专一，一生只娶过两个夫人，部将们掳掠美女给他，他将她们寄养在庙中，与她们的家人取得联系后，再将她们送回去。冯道就这样在异邦为同胞默默的做着贡献，虽然是杯水车薪，却也孜孜不倦。
    947年，后汉高祖刘知远即位，冯道终于又回到中原，仍任太师，尽心辅佐刘知远。在此期间，某地百姓违禁买卖牛皮，按照后汉严酷的法律规定要处死刑，当地的判官反对处死，还大胆地上书给刘知远，刘知远大怒，下令犯人和判官一块处死。冯道就出来反对，说牛皮不应该禁止买卖，于民不利，至于判官则是个敢于直言、赤胆忠心之人，不但不应该杀，还应当奖赏。然后冯道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他失职，没有及时出来制止这种法令的实施，以致今天害死无辜百姓，让刘知远治自己的罪，最后刘知远只好赦免了判官和百姓。冯道爱民如子，勇于自责，直言敢谏的风骨如斯。
    948年的一天，为百姓操劳的身心具累的冯道终于病倒了，他向刘知远告了几个月的假，回乡休养，过了他一生中最轻松的一段日子，由于生活安逸，冯道自号“长乐老”，写下了《长乐老自叙》。这又引发了后世的责难：认为他历数自己仕于五朝所得官爵的经历，洋洋自得，“颇有过屠门而大嚼的味道”，清人王鸣盛说他“偏好自矜炫，又浪得美名，齿德位望兼优，反令后世笑骂不已”，其实这都是对他这篇文章的误解。《长乐老自叙》写于乾佑年间（948年），冯道此时已经六十有七了，知道来日无多，回首前尘往事，感慨中又略有些得意：虽说自己一生的抱负未得实现，但自己总是做到了三不欺——“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一般人只要做到其中一条，已经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了，而冯道却全做到了，而且是“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的持之以恒，有如此之至德，难道不该喜形于色吗？
    为了保存文化，他在闲暇之时，常给国子监的学生上课，其间有一趣事：一日，冯道给学生们讲《道德经》，他朗读一句，学生们跟读一句，读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时，就出现了问题，由于当时讲究避讳，学生们于是读做：“不敢说，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冯道当即斥责学生们迂腐，让他们放声朗读。由此也可看出冯道处事灵活，心胸坦荡。
    950年，冯道又一次奉旨出京，突然澶州兵变，时人以为是冯道搞的鬼，许多人想杀他而后快，他的好友劝他逃走，他却高枕无忧，置生死于度外，他的襟度不能不令人折服。后周太祖郭威称帝，大义所在，大事所趋，冯道只好又为郭威当起了中书令，太师。954年，冯道与他生命中第十个主子世宗柴荣打了个照面，就死在了太祖陵中。世宗罢朝三日，以示怀念，追封瀛王，谥文懿。
    冯道一生做到了“三不欺”，做到了“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财”，他一生廉洁，严肃、淳厚、乐观而机智，度量当然也很宽宏，能够包涵仇人，能够感化了仇人。他希望死后选择一块无用之地埋葬即可，不像别人那样嘴里含珠玉下葬。也不穿豪华的寿衣，用普通的粗席子安葬就行。冯道的学识文章，已能集前世之大成；冯道的道德风骨，更可谓后世之楷模。
    通过研究冯道可以发现：忠奸问题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其实，冯道如果多活几年，本也不会招惹什么是非，试想宋朝的开国元勋如王溥、石守信、赵普之流，哪个是纯臣？他们之所以没有被后世指责，是因为他们加入了历史上被认为是成功的统治集团，而冯道却因为死得早，而没有赶上那趟政治班车。这又使我想起当代的一个文化名人，他被鄙视为“软骨头”、“墙头草”，也是因为早死了几年，没来得及写下忏悔录、思痛录一类反省的东西（其实所谓反省，不过是表明自己也是受害者，吐几口吐沫，博取同情罢了），如果上天能假以时年，他也决不会留下将骨灰撒在大寨的遗言。
    读史有时会发现：以一眚而掩大德固然不对，全盘否定就更加不妥，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像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局面发生。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放言》诗中阐述的很透彻：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时身先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参考书目：
    司马光《资治通鉴》
    欧阳修《新五代史》
    薛居正《旧五代史》
    王夫之《读通鉴论》
    李调元《全五代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