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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第一哲学大师——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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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7 10:11: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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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第一哲学大师——冯友兰
冯友兰(中国1895-1990),字芝生,唐河县人祁仪镇人。13岁丧父,发奋读书。先后在开封中州公学、北京大学学习。1919年,他考取河南公费留学生赴美,192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51年获印度德里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务委员,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还历任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民盟中央委员。
  冯友兰一生著述甚丰,中、英文著作近500万言。20年代,他出版了《生理想之比较》。30年代,他编著出《中国哲学史》两卷本,这是近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确定了他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奠基人的地位。抗战期间,他撰有“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
一直没有读到冯友兰先生的最后遗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只从有关冯先生的传记和年谱中得到一些粗浅的了解,冯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不能出版的书,这不容易。1991年3月下旬,张毕来、丁石孙等7名政协委员向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提出提案,呼吁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宗璞为此还给有关领导写过信,但最终不了了之。人世苍茫,想到当年冯友兰先生的无奈选择,再看今日冯先生的执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冯先生如果没有晚年这部书,也许我们不会更深地理解冯先生。或者说句大不敬的话,要是冯先生不得长寿,那不知会有多少误解留存世间。冯先生虽有无奈的时候,但他也终有不需要应付,不需要为谁服务的时候。冯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在《新编》第七册的“自序”中,冯先生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为之。冯先生性格中的弱点,西南联大时有一件小事可见。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请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然芝生以后仍携其新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冯先生比之钱穆,用今天的话,比较活络。
  冯先生又是懦弱的,这种懦弱,不全在自己,更在自己之外的某种压力。这也有一例可举。1951年,冯先生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德里大学见到他在西南联大的好友、当年的训导主任查良钊,不但没有说话,而且立刻回避。后来查良钊在《忆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忆了此事。当时他怕冯友兰有不便之处,便提前写了个便条给他。说:“芝生兄,今天何幸在此德里大学相遇,恰值西南联大第十四周年纪念日,盼望吾兄归去后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同事们代我致意。弟,良钊,11月1日。”可当冯友兰见到查良钊时,他们几个没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就匆匆离开了会场,让当时所有在座的客人感到十分吃惊。当时负责会议的人说:“这像我们东方人的礼俗和习惯吗?’我真不懂。”因为查良钊在1949年前先到印度访问,后未回大陆,而去了台湾。当时在国际场合,有纪律规定,不能和台湾方面的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可见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提到此次出访。当时印度德里大学要授予冯先生名誉博土学位,冯为接受与否,曾请示了外交部。当普拉沙德总统介绍冯先生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及“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当即致电代表团,谓此介绍有问题,先生应于适当时机予以更正。所以随后在加尔各答访问并讲演时,冯先生讲的是“新中国的哲学”,并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这是50年代初冯友兰先生的经历,想来不会不在他的心上投下阴影。
  “文革”初期,冯先生本来也是有罪之人,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随口说到:“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三松堂全集》第一卷)。在一言九鼎的岁月里,随口提到的冯友兰和翦伯赞,都因了这句话而改变了命运。虽然翦伯赞不久后自杀了,但据说在他死后身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是感激抑或讽刺?
  有了这样的经历,谁能不怕呢?冯先生死后,港台一些学者已放弃了对他“文革”中表现的苛评,倾向于认为冯先生的一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季羡林挽冯先生说是大节不亏,晚节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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