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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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雪峰是浙江省义乌市人，1903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县立小学毕业后，考进金华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21年奏，因带领同学反对学校专制而被开除。这年秋天，冯雪峰转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冯雪峰在金华读书时就爱好诗文，常常写诗朗诵给同学们听，大伙对称他是“癫农”疯子。到杭州读书后不久，冯雪峰参加了学校的文学团体晨光进，经常和同学潘漠华、汪静之，以及上海诗友应修人等结伴漫游西湖，朗读彼此的诗作。他们自费出版了《湖畔》诗集，出人意料的是，3000册书竟销售一空，4位名不见经传的小诗人引起文坛的注目。
     冯雪峰于1925年春，借了潘漠华的入学证到北京大学旁听并自学日语，凭着他的勤奋和聪颖，1926年起，他已能翻译日文诗歌、散文、小说和文艺论著。时他翻译出版的有《新俄文学曙光期》、《新俄的戏剧与跳舞》、《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等。
     192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组织被奉系军阀破坏，入党不久的冯雪峰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在未名社里避居了3个月。就在这时，王三辛介绍他去教丁玲日语。
     丁玲此时已和胡也频同居，她创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梦珂》已发表，正埋头写第二篇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她听说这位日语老师是个诗人，特别有文学天才，可见到冯雪峰时，却有点失望，像一个典型的乡下人。
     冯雪峰打开课本，开始教字母。不知怎地，师生俩畅谈起国事、文学来，从李大钊的牺牲，谈到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关系；从苏联文学谈到中国文坛的现状……谈着谈着，丁玲忽然觉得他并不丑，两道浓眉下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耷拉在宽脑门上的几撮黑发，更显示出他独特的精神气质，丁玲被他震撼了。
     丁玲虽然爱冯雪峰，但她不能伤害和胡也频之间纯洁的感情，她希望和冯雪峰“像一般的同志们那样亲热和自然”。
     1928年6月，当丁玲和胡也频从杭州返沪时，冯雪峰已在家乡从事革命工作了。第二年，他和自己的学生何爱玉结为终身伴侣。
     至此，丁、冯虽然不常见面，但冯雪峰仍关心着丁玲的工作、创作和生活。胡也频牺牲后，他帮助了丁玲办《北斗》月刊，带她去见鲁迅，一起参加“左联”的活动，评论她的小说，给她以鼓励和关怀。
     丁玲后来在《悼雪峰》一文中，毫不讳忌地说：“在延安曾有人问我，你最怀念什么人？我回答：‘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1938年，她在首届雪峰研究学术讲座上，坦率地说：“我认为自己最尊敬的，最能相信的，还是雪峰同志。”
     早在1925年至1927年间，冯雪峰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时，就听过鲁迅的课，他周围的朋友，如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等也时常在他面前谈起过鲁迅。
     1928年9月，冯雪峰在家乡教书时，把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选为教材，因不知文中的“绯红”一词作何解释，曾写信向鲁迅求教。
     但和鲁迅正式见面是1928年12月，引见人是柔石。
     冯雪峰谈到第一次到鲁迅家去的情形时说：“我第一次去见他，就是带了书去求教的。我记得带了一本日本杂志去，其中有德国蔡特金或别的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文和译文，有几处附有德文原文，我看不懂，因为鲁迅先生懂德文，我就去问他了。同时也带了我正在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日本藏原惟人的译本去，问了几个我疑难的地方。”
　　冯雪峰在去之前就听说鲁迅对于不熟悉的人，话很少，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身临其境，也难免拘束，况且柔石把他带到鲁迅家里后，有事先走了。他一离开，屋里留下两位初次相见的人，鲁迅除了回答冯雪峰提出的问题外简直就不说什么话。于是冯雪峰也不敢多坐，很快就告辞走了。
     不久，冯雪峰和办水沫书店的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等说起，鲁迅和他一样正在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作品，谈着谈着，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计划，并委托冯雪峰去问问鲁迅，是否愿意当这套丛书的主编。冯雪峰第二次到鲁迅家去时，果然问了此事，鲁迅表示愿意支持，但不能任主编。这第二次见面话虽不多，但气氛比上次好多了。以后他俩的交谈一次次增多。那套《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后改名叫《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原先冯雪峰和戴望舒拟定出十几种，但从1929年5月至1930年5月陆续出版的5种以后，就被禁止。以后他还和鲁迅一起合编了《十字街头》等几个杂志，为鲁迅选录或协助鲁迅撰写文章，特别是在鲁迅逝世前的半年时间里，冯雪峰受党中央的委派，从陕北回到上海，向鲁迅等介绍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冯雪峰既是鲁迅的忠实学生，又是鲁迅的亲密战友。他在我们党和鲁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沟通了党和鲁迅的关系。他和鲁迅的深厚友情，使他在鲁迅研究中作出特殊的贡献。
     1929年秋，党组织先后派潘汉年、冯乃超、沈端先（夏衍）和冯雪峰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事。1930年2月16日参加“左联”筹备会议后，冯雪峰和冯乃超一起起草“左联”纲领。同年3月2日参加“左联”成立大会。1931年2月，他继冯乃超之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在冯雪峰主持“左联”工作之时，正是“左联”成员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被杀害，国民党政府公布《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进一步制造白色恐怖之际。他重组队伍，争取瞿秋白、茅盾、丁玲等的领导和协助，改变，开创新局面。但是由于“左联”的活动处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具有许多“左”的色彩。例如：在政治上存在教条主义，组织上存在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
     作为党的文艺政策方针具体执行者的冯雪峰来说，那就更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到50年代初，冯雪峰自己也承认，那时“我们却都是一些不仅很少政治斗争的经验，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及关于文学艺术的知识也都非常薄弱和幼稚的人。”“我们简单把‘左联’当作‘半政党’的团体，而在组织上就自然地走上了关门主义的错误。”
     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上海中央局决定将冯雪峰调离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瑞金工作，时为1933年12月。
     在瑞金，他见到了毛泽东，彼此谈得很投机，经常不是我到你处，就是你到我处。冯雪峰讲述了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界的情况，谈得最多的还是鲁迅。毛泽东很遗憾地对冯雪峰说过：“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
     有一次，毛泽东到冯雪峰的住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三不谈别的什么，只谈鲁迅。”
     冯雪峰点头称是，接着就谈了鲁迅的创作、生活等，当说到自己代表“左联”去请鲁迅写文章时，毛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嘛？”
     其实冯、毛的相交可以追溯到1925年，那时冯雪峰在北京读书，毛泽东在广州托人捎口信给他，称赞他的新诗，还希望他能到南方去工作。没想到过了8年，他们竟在红都――瑞金相会。
     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作为一个作家的冯雪峰参加长征全过程，在文学界大约是唯一的。刚开始长征时，冯雪峰任红九军地方工作组副组长，后调到干部团的上干队做政治教员。1937年至1940年冯雪峰写了一部反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长篇小说，书名叫《卢代之死》，共50多万字，可惜这部书稿遗失了。怎么遗失？传说纷纭，有的说是皖南事迹后，由于形势恶化，冯雪峰自己烧掉的；有的说是冯雪峰被捕前，把书稿隐藏起来了；还有的说是补国民党宪兵队抄走了。总而言之，这部书稿至今下落不明。
     至于冯雪峰焚稿之事，确实发生过，不过是50年代的事了。1951年，毛泽东嘱咐他写一部反映伟大长征的长篇小说，于是他在百忙中抽空重新写了约有30多万字。不料到了1957年，他被打击成右派后，有人通知他：“写作可以，但是像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的伟大的革命题材，他不适宜写。”冯雪峰秉性耿直倔强，一把火将书稿烧了。
     冯雪峰这段非凡的经历，没给自己写下一点记录，只有在别人的回忆文章中有些记载。如宋任穷在《我有义务为雪峰同志写几句》中说：“当时，和大家一样的装束，吃一样的饭菜，一样的拄着棍子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一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多年的文化人，在极端艰难的长征路上，随军步行二万五千里，一直坚持到陕北，是难能可贵的。”
     1936年 4月下旬，冯雪峰作为中央特派员到达上海。据他自己说，中央给了他四项任务：一是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二是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三是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作一些准备；四是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其实冯雪峰赴上海最秘密的使命，是当时称之为“外交”的同南京方面的联络。那时，总的背景是贯彻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晋西会议精神，而直接的动因之一是国共谈判秘密接触的开始。说得明白点，冯雪峰的任务就是钻到敌人的心脏里去，为我们党同国民党的秘密谈话，做好打前站的工作，同南京方面取得联系，做好对国民党上层各处派系的统战工作，以及北至华北、南至两广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以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对于这最重要的使命，冯雪峰生前一直没向任何人透露过，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党性是很强的。
     冯雪峰到上海的四项使命前两项完成得比较顺利。他到上海的一周内，就先后见了上海各界救国会的领袖宋庆龄、沈钧儒等人，转达了党中央对他们的问候和敬意，并向他们宣布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特别是瓦窑堡会议精神；向他们了解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情况和要求，共商今后运动的方针和策略。但后两项使命就完成得比较艰难了。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屡遭破坏，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面临敌人的白色恐怖，上海党组织艰难地战斗着。这时他们很想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当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中央派冯雪峰来时，都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可是冯雪峰似乎并不忙着找他们。冯雪峰于1933年离开上海，1936年返沪，在这几年中，发生了许多事，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冯雪峰不得不三思而行。说得婉转点，是小心谨慎；说得那个一点，是对白区工作的党员不信任。使一些同志对他产生了一些误会和意见。
     冯雪峰到上海后的工作，1936年7月26日在保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受到了肯定，但政治局会议也注意到了上海文化界的矛盾，认为“好像有些分裂铁现象”。
     1937年夏天，党中央派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三人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先到上海，然后去庐山和蒋介石直接会谈。冯雪峰不是代表团成员，但参与此事。其时，冯雪峰和博古发生争执，一气之下，准备回义乌老家，行前，给潘汉年留了一封信。1937年10月25日潘汉年和刘晓给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里，汇报了这件事，大意是：一、身体不好，要求到乡下去休息二三月，要我转向你们申请；二、将来患难时挺身而出；三、请党对他这类子不当作干部看，所以他离开工作没有关系；四、对组织有些意见，不愿再说，以保存他自己的清白和整个大局。
     1943年周恩来谈及此事时，说：“冯所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符合党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政策方针，但因此闹意气回到老家义乌去写小说是不应该的。
     冯雪峰在义乌一边长篇小说，一边从事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工作。他的党组织关系直到1939年下半年才通过邵荃麟的关系，由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恢复，随即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
     1941年 1月“皖南事迹”发生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南几省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往日爱国志士。当时，有个青年在写给冯雪峰的信中提到“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被国民党查封的事，不料这封信落入了金华宾兵的手中，这位青年立即被捕，接着，冯雪峰在义乌家中也被捕。时为1941年2月26日，用的是冯雪峰的原名，即冯福春。
     冯雪峰被捕后，囚于上饶集中营，那是个活地狱。纵然不死也弄得你酷刑余生，奄奄一息。1943年冯雪峰被营救出狱，到达重庆。在这两年中，冯雪峰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巧妙地和敌人斗争，同时也没放下手中的笔。他在狱中写了许多诗，后来收集出版了两本诗集：《真实的歌》和《灵山歌》。
     1950年 10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委托冯雪峰在上海成立一个编辑和出版鲁迅著作的专门机构――鲁迅著作编刊社。该社成立后，冯担任社长兼总编辑，负责鲁迅著作的收集、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1951年4月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成立，冯雪峰出任社长兼总编辑，编辑出版了《瞿秋白文集》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宣布全党进行整风。6月6日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开始对丁玲、陈企霞进行批判，这个会议陆续举行了27次。8月4日，在第11次会议上，在批判丁、陈的同时，开始批判冯雪峰。
     这年8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冯雪峰坐在椅子里抽烟，心情非常沉闷，他把两上儿了叫到面前，说：“要你们来，是为了告诉你们：我的问题很严重，已经牵涉到以前 30年来的事情，这些叫我说不清，也不能说清。我的问题过几天就要在报纸公布，你们要有精神准备。”儿子们看到父亲的手在颤抖，那是克制着内心强烈悲愤的颤抖！“今后你们要更加忠于党，要相信党和依靠党，不要因为我出了事而对党有什么想法和看法，因为你们的一切都是党给你们的，不要以为是我给你们的。”儿子们还小，不得党内复杂的斗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爸爸是好人，不是坏人。
     就在这次父子谈话后不久，8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发表《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此后，批冯的文章时时见报，如：《冯雪峰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思想》、《是什么理论家？》、《批判冯雪峰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错误观点》等等。开除党籍是对他最沉重的打击。这位从青年时代就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追求进步，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在被开除党籍的时刻，就向党组织和同志们表示：争取10年内回到党里来。何等宽大的胸怀！何等坚强的信念！可惜的是直到冯雪峰于1976年1月31日病逝3年以后的1979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才作出《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为他恢复党籍，恢复名誉。现在，四卷本的《雪峰文集》出版了，雪峰研究会成立了，他在九泉这下，也会感到欣慰。
    本文选自《义乌文史资料》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