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教城管“打人不见血”？

冯钦涛

“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北京警察学院教授高峰在其执笔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中，教导城管如此应付暴力抗法。他在接受采访时称，这是“借鉴公安执法中的一些经验，对执法技巧进行了总结”。　　不看执法对象，将普通百姓当成潜在罪犯对待；罔顾城管权限，随意效法享有“合法暴力权”的执法部门，这本“秘籍”因此饱受批评。对于高教授的语录，有论者童大焕痛快淋漓地指出，这是“权力腐蚀知识或者说知识卖身投靠权力”的结果。毕竟，是北京城管看中了高峰的背景，也是北京城管在用这本“内部资料”培训它的干部。那么，究竟是谁在教城管打人不见血？在我看来，并不是高峰教授这些专家偶发奇想，而是他们投靠的“形象工程”指挥棒早就给定了方向。
　　北京城管为何如此重视“防止暴力抗法”，导火线大约是小贩崔英杰刺死了城管队长。但城管危机由来已久，它反映了一种甚至是“难以调和”的矛盾。地方政府官员要形象，干净卫生秩序井然的城市，比起印度、巴西的贫民窟，能体现经济发展的成果，昭示主政者的管理水平。部分先富者或中产者要提高生活质量，要向发达国家看齐。因此，对于整洁的市容市貌、良好的经商秩序等的追求是很强烈的。
　　但是，现实中我们还有那么多穷人。他们是没有社会保险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是还不到领取退休金年龄的城市下岗职工，他们又不愿去偷盗抢劫卖淫。不得已靠摆摊设点辛苦劳动谋生，没想到却讨了地方官员的“嫌”，成了他们追求政绩的“绊脚石”。如果能把这些人剔出视线之外，似乎也就可以当做他们根本不存在。因此，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在法律无据的情况下，通过地方发文等方式，组建了城管这支以维护市容市貌为任务的地方性执法力量。
　　然而，城管面对的是一无所有的底层民众，做的是夺人“饭碗”的事情，工作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日日陷入追逐战、游击战是起码的。而某些“鹰派”城管更是将威胁恐吓、打骂、掀摊、没收等作为有效工作手段，不时更有打伤打死“相对人”的事见诸报端。而摆摊设点挣口饭吃，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罪过。无论这种观念来自现代人权思想或者传统道德伦理，无论出自自觉或者无意识，小商贩们都有理由觉得正义站在自己一边，因此时常采用各种方式“暴力抗法”，其抗争也普遍得到了民众的同情。城管的公众形象越来越恶劣，以致成了“和谐社会”的一块心病，不得不想办法加以改善了。
　　而为了规避责任，一种流行的做法是，大量使用无编制的外聘协管员来干这种“脏活”，其中不乏地面上的“流氓”、“痞子”。在暴力的工作方式之外，这种复杂的成员结构进一步表明，部分城市的城管出现了黑恶化的倾向。更严重的是，城管的执法范围、执法权限等尚处在“妾身未明”的境地，地方政府却迫不及待地把原属于卫生、工商、建设管理的诸多棘手难办的问题，尽数托付给这个先天不足的队伍，甚至默许城管向暴力化方向发展。这体现了一些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能力的降低，更表明社会肌体发生了病变。这么严重的后果，地方政府和城管部门尚不敢完全漠视。
　　不过，地方政府并没有能力从体制和法律上彻底解决城管危机，它们只是认识到，有必要在操作层面上研究如何“干干净净地行凶”，绝不能授人以柄，这也才有了高峰们的隆重出场。但就算权力通过专家教会了城管们“打人不见血”，也并不能真正解决城管危机。前些天，深圳宝安城管练士滔被一对夫妻摊贩用尖刀刺成重伤的悲剧，就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