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州冯氏百年之记忆-冯雨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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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在江苏的北部海州城（今天的连云港市）南座落着一个千年古镇――龙苴。据史书记载：秦末楚汉相争，项羽属下名将司马龙苴，在此割据为王，后被韩信战败斩首，龙苴因此而得名。
　　由龙苴向南望是一片岗岭地带，绵延二十余公里，紧依古镇东首，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庄园――冯庄，她就是我们冯氏家族生产繁衍的地方。这个家族祖祖辈辈以农耕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作，财富不断积累，耕地面积逐年扩大，占据龙苴岗岭地带一半以上，人们通称“冯半岭”，可谓是一个富有殷实的大家庭。
　　清朝同治年间，是这个家族鼎盛时期。曾祖父兄弟多人，虽分居生活，但仍同住一庄园，各家有独立庭院，正门几十间房舍，座北朝南，整齐划一。门前有石板镶的船形牛槽，齐刷刷一字排开。谷场面积不小于今天的一个足球场，气派十足。每年农历四五月间麦收季节，是家庭众人最繁忙的日子。风和日丽，几十头耕牛在众伙计的吆喝声中，拖着石滚慢慢悠悠给麦子脱粒。空中杜鹃鸟鸣声不绝于耳，伴随着悠扬有节奏的“吽吽”声，响成一片，家里家外洋溢着农家的欢乐，四乡过往行人无不投以羡慕的目光。  


我的曾祖父冯步和是一位传统地道晚清时代的富裕农民。家中雇有多名长工，在农耕方面他身先士卒，勤劳俭朴治家，家道一直兴旺不衰。曾祖母是大伊山一大户人家的小姐。据说初嫁时头一次看到庄园门口拴着那么多的牛、马、驴、骡等庞然大物竟吓得晕倒过去，后因一直不习惯于农耕生活，常年体弱多病而早逝，没有留后。曾祖父又续弦了一位朱氏太奶，出生于富裕农家，熟悉农事，善于持家，勤劳一生，育有四男二女。
　　我的祖父冯道传，是家中的长子自幼读多年私塾，据说读完四书就跟曾祖父学种田。他为人忠厚，不善于言辞，对农耕一向不甚于精专，婚后去镇上与祖母经商，再创一份家业。
　　龙苴镇到了晚清光绪年间，市场繁荣，街面上商铺林立，有来自于安徽的徽州、山东潍坊、苏南镇江等地四方客商云集，他们经营布匹、京广百货、钱庄、当铺应有尽有。
　　当时龙苴街有位曹姓商家，除经营杂货外，家中还开设酒坊、油坊，生意兴隆，家资雄厚，我的祖母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我的祖母曹氏是一位能干、治家极为严谨的人。她身材颀长，且十分匀称，双目炯炯有神，透出一股威严的气势。虽然缠着小脚，但走起路来非常麻利，言辞干脆，遇事果断，颇有主见。深受族中人的敬重。曾祖母过世较早，从兄弟待她强嫂娘。祖母姐妹俩一个弟弟。她是舅太公经商治家的得力助手，家中雇工多人，一切劳务、商务、家务全由她组织安排。家业红红火火，但出了一个极不争气吃喝玩乐抽大烟在社会上惹事生非的弟弟，而且时常在社会上闹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恶作剧，常把舅太公气得死去活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舅太公雇人杀掉这个败家的孽子。据祖母回忆，婚嫁前两年某天深夜，她从弟弟的房中听到声嘶力竭的救命声。让她大吃一惊的是家中的一位身材粗壮的雇工刘侉子手握一把带血的杀牛刀，见来人并未逃避，称这是奉家主之命所为，并拿出字据和杀人佣金十块银元。祖母把刘侉子轰出屋外去，失声痛哭，扑在既可怜又恨的弟弟身上。是祖母救了他一命。这一天舅太公有意外出回避，回家就受到女儿的严辞指责：“虎毒不食子，怎能下这样的狠和毒手？”祖母下嫁到冯家后，从此娘家一蹶不振，家境每况愈下。舅太公过世后留下的一份家业终究葬送在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手上。
　　祖父结婚后与祖母维持家业多年，三个兄弟相继成家立业。祖母当机立断，将自己的一份祖业卖给叔堂兄弟后与祖父迁至镇上经商。位置就在龙苴城隍庙东鱼市口，从一位海州姓韩的人家买了三间座北面南的街门市房，另有三家堂屋三间西厢房，开起了一丬杂物铺。经营油盐酱醋烟酒之类商品。祖母颇有经商之道，生意从一开张就很顺利，家中人手不足就雇了一位店员，祖父兼做账房，店里该进哪些商品，以什么价格出售，大多由祖母定夺。祖父经常带几名雇工去大伊山、海州等地**，生意一直兴旺不衰，几年后家中有了一定的积蓄，在今天的穆圩一带购了几顷土地，全部租给了当地的农家租种，麦收后下乡收租。地租是四六分成，地主家分四成。小时候听祖父讲，有一年，祖父去卞庄收租，住在姨兄弟家的土楼上，夜里不慎从楼上摔下，摔断了膀子，皮肉被挡前楼梯用的铁耙齿划得伤痕累累。
　　祖父喜爱喝酒，酒后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家务事很少料理。辛亥革命成功后，清朝皇帝被赶下台，全国各地掀起了男子剪辫子风潮，这一风潮也从海州刮到了四乡八镇。祖父对剪辫子这一件事情持保守固执态度，坚决不理会，甘愿做大清的遗民。他的辫子很长，拖到腰间，一直保留到临终。他平时爱穿长袍，外出时肩上总要搭一个粗白布缝制的褡裢，它的功能于现代人外出时用的旅行包。褡裢的袋子里总是不忘装上水旱烟管，这个形象一直保持到五零年春病逝　。
　　一八九九年，即清光绪二十五年，父亲冯相钧诞生在这个亦商亦农的富足家庭。他是祖父的长子，五年后二叔冯相尧出世。父亲还有两个妹妹，二姑下嫁于海州城李姓一个破落的官宦人家，先祖是江西人，曾在海州府为官。小姑嫁入龙苴东桃园庄富裕的刘姓农户人家。
　　父亲十一二风时身高一米七几，八岁时开始读私塾，特别爱看古演义一类的闲书，对《封神榜》特别迷恋，但对四书、五经则缺乏兴趣。读完四书就在家里协助祖父料理店铺中的一些闲杂事务。由于家庭生活比较富裕，条件优越，上有父母这主政，下有店员雇工操劳，对家务事一直不甚关心，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祖父祖母有时有抱怨。到了十七八岁，对家中大事漠不关心。每逢龙苴大集，店铺柜台前顾客里三层外三层，可是父亲却逍遥自在，用完早餐，早早等候在说书场上，听那些云来雾去的故事。祖母也拿他没有办法，快到二十岁了，长此以往担心将来如何立业。
　　此时有人给父亲提亲。母亲娘家姓李，两家相距不远，鸡犬之声相闻。李姓是龙苴街大家族，但一不经商，二不务农。清朝地方乡、董一类的差事非李姓莫属。母亲的祖父，叔父都做过乡董，在地方上既有势力，又有威望。负责地方社会治安，征收赋税，调解民间纠纷，一般财主都要巴结他们。  
　　母亲李氏一九零三年出生，小父亲四岁嫁到冯家不久，由于为人宽厚，贤惠，做事勤快。“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全家人做饭、浆洗她全包下来。待叔、姑如弟妹，很快得到祖母的赏识和器重。家务事放手让她去做，在冯氏家族中的口碑极好。但是父亲那种在家事漠不关心终日无所事事在婚后仍未改变。祖母一怒之下　，决定把儿子媳妇赶出家门让其自立，这实在委屈了母亲，但母亲后来讲这是祖母施用的激将法。
右图：卖千层底布鞋(本文图片来自历史帖图)
　　分家后，祖母连一双碗筷都不给，更谈不上房产。只好在离家不远的的背街小巷租了两间小房住下。父亲的母亲的规劝下浪子回头，发誓不干出一番大事业誓不为人。初分出来，生活之困窘可想而知。正月分家，五月里麦收季节，母亲忍辱负重背着竹蒌去田间捡麦穗，拾麦草。龙苴镇以南大片的土地都属冯姓，但母亲决不去冯家地里捡一个麦穗，缠着一双小脚的她，舍近求远去古城荡异性人家的麦茬地里捡穗头。街上人见了都投以惊诧的目光，一位大户人家的儿媳妇竟然抛头露面在众目睽睽之下拾麦，觉得不可思议。父亲更受了刺激，决意走自己的创业路。买了一条桑木扁担，长两米多，父亲身材魁伟，身高一米八九，决意用这条扁担发家致富。此时正值寒冬，街市上正畅销当时流行的瓜盔帽子，父亲拂晓前四点来锺就起身徒步去新浦购货。龙苴距新浦大约有四十公里，九点来锺就赶到商行，购完货，稍事休息，吃点干粮迅即返回。第二天赶上大集设摊出售。一天走了一百六十里真不容易啊。生意开局很顺畅，母亲待人亲善，顾客特别多，生意一趟比一趟兴旺，短短一个冬季帽子生意赚了三四十块大洋。他们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汗水钱，节衣缩食，春节只买了二斤猪肉几斤粉丝。父亲爱喝酒，在大家庭里成缸成缸的汤沟可以不限量地喝，这次过大年，母亲给他沽了二斤酒，算是对父亲辛劳的犒赏。

[ 本帖最后由 fengsg 于 2008-8-31 09:5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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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父母也看到了希望。下一步怎么走？他们筹划着，反复酝酿，决定从做小百货做起。小百货品种多，分量轻，利润高，适合采购时肩挑。从此我父亲每个月徒步去新浦购物十多趟。令他们烦恼的是没有门市房，阴雨雪天生意受其影响。摆摊设点坚持大约两年的时间，凭父亲的一双“铁脚”，资本日积月累，手中已有上千块银元，先是租人家三间门市，后把全宅买下来一共八间，与祖父老宅一墙之隔。有了街道的门市，生意越做越红火。父亲做生意最讲究诚信二字，与新浦几家商行老板关系甚密，他们曾来龙苴实地考察，一致认为龙苴地处海、沐、灌交汇处，人口集中，交通相对便利，市场前景质看好，让父亲做他们的代理商，商号定为“万源商行”。一块搪瓷景泰蓝招牌，一米多高二十多公分宽订在商铺门前。开张那一天，父亲坐镇新浦购货，马车一趟趟把商品运到家，三间门面货架上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父亲为商铺开张隆重而热闹，花二十块大洋购得一台德国造的留声机。这玩意儿在新浦也不多见，正方形，深兰色，打开盖子唱头、转盘。喇叭。机身的右侧有一个活动摇把，用力转动给机内的发条上劲，唱片转动，唱头上的针与唱片磨擦，喇叭里发出声音。唱片多为京剧名家唱段。那天是大集，商铺开张，爆竹声声，留声机里放出京剧唱腔，门前人头攒动，轰动大街小巷。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初，男女老少从留声机里听到梅兰芳唱腔，觉得是不可思议神乎其神，比起今天头一次看到电视还要稀奇。包括新浦街来的客人来致贺的客人络绎不绝，家中设宴招待，用最高的规格――鱼翅席。从此龙苴街“万源商行”冯大老板的名声大振。

        商行零售兼批发，逢大集以零售为主。顾客熙熙攘攘，几十年方圆，凡是姑娘出嫁用品一般都在这里采购。一次性货款少则十几块大洋，多则几十块。柜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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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父母也看到了希望。下一步怎么走？他们筹划着，反复酝酿，决定从做小百货做起。小百货品种多，分量轻，利润高，适合采购时肩挑。从此我父亲每个月徒步去新浦购物十多趟。令他们烦恼的是没有门市房，阴雨雪天生意受其影响。摆摊设点坚持大约两年的时间，凭父亲的一双“铁脚”，资本日积月累，手中已有上千块银元，先是租人家三间门市，后把全宅买下来一共八间，与祖父老宅一墙之隔。有了街道的门市，生意越做越红火。父亲做生意最讲究诚信二字，与新浦几家商行老板关系甚密，他们曾来龙苴实地考察，一致认为龙苴地处海、沐、灌交汇处，人口集中，交通相对便利，市场前景质看好，让父亲做他们的代理商，商号定为“万源商行”。一块搪瓷景泰蓝招牌，一米多高二十多公分宽订在商铺门前。开张那一天，父亲坐镇新浦购货，马车一趟趟把商品运到家，三间门面货架上各种商品琳琅满目，父亲为商铺开张隆重而热闹，花二十块大洋购得一台德国造的留声机。这玩意儿在新浦也不多见，正方形，深兰色，打开盖子唱头、转盘。喇叭。机身的右侧有一个活动摇把，用力转动给机内的发条上劲，唱片转动，唱头上的针与唱片磨擦，喇叭里发出声音。唱片多为京剧名家唱段。那天是大集，商铺开张，爆竹声声，留声机里放出京剧唱腔，门前人头攒动，轰动大街小巷。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初，男女老少从留声机里听到梅兰芳唱腔，觉得是不可思议神乎其神，比起今天头一次看到电视还要稀奇。包括新浦街来的客人来致贺的客人络绎不绝，家中设宴招待，用最高的规格――鱼翅席。从此龙苴街“万源商行”冯大老板的名声大振。

        商行零售兼批发，逢大集以零售为主。顾客熙熙攘攘，几十年方圆，凡是姑娘出嫁用品一般都在这里采购。一次性货款少则十几块大洋，多则几十块。柜台内有特制的大钱柜，银元从上面一个缺口投进去，每天晚上开锁打开柜门，白花花银元一泻而下。据大姐讲，每天拿十块八块攒作私房钱，父母也不在乎。逢集是家中最忙的一天，从上午八点多锺一直要忙到下午四点多锺，中午吃点点心，晚餐母亲要烧炒几样菜让父亲喝酒。父亲一辈子现酒有不解之缘，每天忙时喝一顿，闲时少岀两顿，每顿以半斤为限。
　　背集时商行以批发为主，四乡八镇大小货郎挑子都来批货，时常排队等候。如果父亲去新浦购货家中全靠母亲一人经营。母亲虽未读过书，但记忆力特别好，口算能力强，一笔生意二三十样商品都能准确无误地货款算出来。父亲会考考她，用算盘与她同时进行，结果没有分毫误差。
　　生意越做越大，财富经过原始积累，父亲成了新浦从商家眼中的大老板。父亲开始讲究派头了，在街上专门雇了一姓范的人家的黄包车，这辆车是青岛是产的，闪光耀眼。新浦各商行对父亲十分器重。头一天下午，父亲坐黄包车去新浦，把采购的清单交给店员，另外一个店员专门接待陪同去新浦酒楼用餐、打浴和戏院听戏晚上住的是新浦最好的旅馆。第二天早按清单查点的商品全部装上大马车运往龙苴。那时做生意人特别讲究一个信用，与我家经营关系最密切的商行叫做“鼎丰园”，老板姓张，与父亲关系甚密，亲如手足。解放后两家都衰败了，但时有往来。
　　一九二五年我的大姐雨兰出生了，她长我一旬，父亲二十六岁才有这位宝贝女儿，小时候娇生惯养。七岁读私塾改良学校，读到十二岁时因中日战争爆发，学校停办，在家跟母亲学家务，但父亲不让她到门市协助营业，无聊时看些旧体小说，过着小姐的生活，不出三门四户。
　　家中的生意一直保持到一九三八年前的日寇侵犯龙苴为止，在这十多年里，有过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时期，有过地方政权频频更迭，乡间土匪猖厥，民不聊生的日子，也有过北伐胜利，蒋介石统一中国后的社会安定，出现过城乡繁荣的景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家中的商业曾受到接二连三的冲击，两次被土匪洗劫一空，母亲被抬过两次“财神”（即绑票），九死一生。但也积累了可观的资产。
　　天下乱，匪盗猖獗。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农历的七月二十三日，那年的天气特别炎热，晚上人们都在门外的街上纳凉，直到后半夜各家才进屋关门休息。人们在睡梦中被一阵阵枪声所惊醒。母亲开门向西张望，离家不远的城隍庙里一个炮楼上也响起了枪声，那里住着几句名守夜的地方保丁，紧接着，街上有人跑动，并听到“土匪上岸了”的呼叫声。父亲母亲迅急将家中的三千多块大洋埋在厨房灶膛内。然后父亲即刻翻墙向冯庄老家逃去。大约半个钟头，大街小巷全是土匪在抢劫，街里街外不时传来枪声、叫骂声、哭喊声，犬吠声此起彼伏。母亲很镇定，掌上罩灯坐在柜台里，当听到土匪砸门叫喊时，母亲主动把汴打开，一下子冲进来十来个土匪，有的拿着长刀，有的握着短枪，个个凶神恶煞，嚷着要母亲把钱交出来。母亲并未惊惶失措，跟土匪讲“各位兄弟都是来发财的，看好什么取什么”土匪砸开钱柜发现大洋并不多，开始在门市、堂屋翻箱倒柜，发现几样金银手饰，土匪并不满足，问当家的哪里去了，母亲说：“昨天下午带着大洋去新浦进货去了”土匪大失所望，用棍棒对着货架横砸，凡是鞋袜针织品等好拿的都抢走了。母亲松了一口气，时隔不久又来了一帮，其中好象有个头领，不由分说命令几个土匪把母亲带走，推推搡搡在街外的一家谷场上集中，此时母亲隐约看到二叔也在其中，母亲心中明白：叔嫂二人被绑架了。
　　天亮前，土匪带着人质不知去向。这次洗劫，龙苴较大的商家无一幸免，被抬走的“财神”有四十多人，有男有女。父亲回到家中一看门市、堂屋一片狼籍，所幸灶膛下埋的三千多块银元未被发觉。祖父母呼天抢地，父亲安慰他们后派人四处打听消息，只到第三天才传来信息，这次抢劫龙苴的土匪是沭阳上房湖东一带的土匪所为，事后得知是龙苴街上人扒的勾，一家人急得团团转。第四天有人仁慈消息，人质被押在湖东丝荡一带。条件是拿枪或者大洋赎人。据母亲回忆：他们当天下午被押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每个人给少许的干粮充饥，分头关闭，白天放在一个黑洞洞的地窖里，有一丈多深，每天用绳子系着竹篮给点饼和水，痛苦可想而知。家中父亲积极洗劫，并与内线人联系，通过多次商谈，讨价还价，叔嫂二个人以两千大洋两把手枪作为赎金把人放出来。叔嫂两人一共被扣押十天，是龙苴街被扣人质中最早回到家的。
　　这次土匪抢劫，损失不小，但并未大伤元气，生意继续做下去，一年时间损失就弥补上了。但好景不长，时隔不到二年，又是一个酷暑盛夏，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再次遭遇土匪抢劫，这一次损失比前一次惨重多了，被劫钱财达到倾家的程度。劫后各种商品包装纸盒当着薪材烧饭足足用了一个多月，元气大伤，有泪不轻弹的母亲哭了，父亲终日借酒浇愁。
　　这个消息传到新浦，几家商行都很震惊，父亲仍想重振旗鼓，但苦于两手空空。鼎丰园张大老板十分同情父亲的遭遇，发话过来，叫父亲振作精神，有他做后盾，不付分文，商品满足供应，等你赚到了再返还。由此可见，友情与诚信何等宝贵。

[ 本帖最后由 fengsg 于 2008-8-27 20:1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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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五年北伐战争开始，最终结束了军阀混战割据社会动荡的局面，由天下大乱走向大治，国民政府地方政权全力清剿土匪，从此农村社会安定，为业兴旺发达奠定基础。据父亲回忆，北伐军是一支正义之师，官兵多为湖广青年学生组成，有文化，讲文明，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在龙苴短暂驻扎期间，官兵去商店购物不欺不诈，深受百姓爱戴。
　　从从北伐战争到中日战争爆发，这十多年时间里是我们家经商顺利，家境鼎盛时期。不过一九三四年的一场伤寒差点夺去母亲的生命，请遍了当地名中医诊治不见效果，海州西门“义德”医院著名内科陈金山医生也请请来了中医多次会诊用药仍不见效果。母亲长时间低烧不退，舌苔有铜钱厚，用了两支犀牛角研磨擦苔也未见效，最后牙关紧闭，可谓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家中的棺木已备好人已放至冷铺上。此时母亲的小舅不知从何处请来一个中医。这位中医用药与众不同，让家人去挖“生地”煎水灌喂。“生地”是味凉性很重的中药，一连灌喂多日是，所用鲜生地足有二十多斤，果然奇迹出现了，舌苔变薄，有了知觉，渐渐认识家人，望着年幼的女儿眼角有了泪水，全家人无比欣慰，亲友奔走相告。母亲终于大难不死，度过了人生又一大难。但老中医临别对祖母言“你儿媳妇用了这么多的凉药生地，生育的可能性不大了!”祖母听了刚刚温暖的心又像浇了一盆冷水。父亲是快四十的人了尚无男儿，她怎能不愁呢？父亲也曾想娶个姨太太，但苍天有眼，母亲病愈后的第三年，一九三七年的农历正月十二，这对冯家来说，是个大喜的日子。我终于出生了，全家人欣喜若狂，很多亲友不敢相信当成奇迹。我出生后的第十二天，家里喜气洋洋，大办宴席，买了几百斤鸡蛋，龙苴街大户小户人家一户不漏，挨家挨户赠送喜蛋。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弟雨松的出生给家庭又增添了新的喜悦。母亲奶水不足以供养兄弟二人，便雇请了一位奶娘，专门喂养弟弟。这位奶娘姓李，在我家生活达六年之久，直到弟弟上学时才离开。
　　日寇占领华北向南进犯，国民党军队战略西撤，社会动荡不安，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被歼灭的土匪又死灰复燃，打家劫舍时有发生，人心浮动，市场萧条，面对现实，父母决定关门停业。
　　侵华日寇第一次来龙苴扫荡是一九三九年冬天，天上飞机，地下坦克，街上的的人四处逃命。弟弟还在襁褓之中举家逃往乡间避难。家中的剩余商品，全用牛车运到乡下藏匿起来。日寇一走，土匪又蜂拥而起，老百姓真是苦不堪言。一直到汪伪政权建立，社会稍稍安定，但伪政权对老百姓的敲诈勒索时有发生。大约一九三九年左右，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家乡一带开展活动，当时陡沟冯圩就是活动足以，宣传抗日，组织小规模的武装。冯圩的主人叫冯冯继皋，论辈分我们叫他冯四爹，是陡沟区著名的地主，因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并积极参与抗日，共产党称他为开明士绅。那里我的叔叔冯相尧经常出入于冯圩，曾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积极抗日，但并非共产党员。四二年驻扎在龙苴的伪军获此情报，以此为借口对父亲狠狠敲诈一次。大概是四二年秋季的某一天下午，突然几个伪军来到我家，不由分说，直闯父母卧室，一位当官的手中拿着一封信，说是从房中搜出来的，是冯相尧写的，他是共产党。父母先十分惊诧，但很快领悟明白这是陷害，敲诈目的是勒索钱财，几个二皇鬼子目前把父亲绑起来带走，押在龙苴街南一个据点里，并扬言要送往东北给日本人当劳工相威胁。母亲到处托人说话，最后是伪区长担保以一千八百块银元交换放人。父亲一共被关押三天，总算逃避去东北做劳工的厄运。财去人安，父亲回到家哀叹到：“这是什么世道，这一辈子土匪、日寇、汉奸都让我遇上了，不知将来还会遇上什么？何年何日是一个头!”这就是当年一个靠勤劳致富发家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命运。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出生的头两年，父亲心灰意冷，考虑到晚年的生计，买了三四十亩上等岭地，按当时家中的财力，买它十顷八顷也不成问题。父亲另有考虑，他爱看报纸关心国事。三十年代共产党在江西建立所谓的红色政权，打土豪、分土地、没收地方富农的土地财产，甚至滥杀无辜，这给父亲一点警示所以只买了三四十亩田产，免得将来有所不测。当时我有一位在上海念大学的堂叔冯世昌，回家听大家议论此事，他认为中共在全国成不了气候，还要杞人忧天。可是不幸还是被父亲言中，中共取得政权后一九五零年冬，家乡实行了土地改革，我家仅有的这点土地被没收，家里成了地主阶级，后来父亲被戴上了地主的帽子，这是后话。
　　到了一九四三年我已到了入学的年龄了，当时汪伪政权在龙苴街北一位周姓人家的老宅办起了一所小学。父亲把我送进学堂读一年级。记忆中老师有当地的，也有上面派来的。都很年轻，校长姓郭，三十来岁。学生每天要学语文和算术两门主课，也开设体育、美术、音乐和手工等科目。每天下午老师教唱歌，带学生做游戏。给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姓鲍的老师教唱歌，还用风琴伴奏。有一首歌歌词是：树上小鸟啼，江中帆影，片片白云……迄今还留在我的脑际中。汪伪政权办学受日本人的控制，高年级的学生还学一段时间的日语，进行奴化教育。学生还统一穿校服，为深黄色，帽子很象日本鬼子戴的样式。汪伪政权仍打着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旗号，每周一次周会课，全体师生集合，校长带领师生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校长嘴里背诵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总理遗嘱。一九四四年弟弟也入学了，但时间不长，由于日寇发动的战争受到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打出临近末日，时局急转直下，学校不得不解散，我和弟弟失学在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向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直到十七日才从新浦传过来，还听说日本投降是因为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真是大快人心。灾难深重的中国终于迎来了曙光。那年十月，我与父亲去了趟新浦和海州，亲眼目睹日本成为战败国的景象。那些等待遣返的日本军人的狼狈象。他们放下武器在中国人的指令下变成劳工，有的拉煤，有的铺路，过去那种趾高气扬的形象一去不复返。一些军人家属，生活无着，冒着寒风在街头做起了油炸红薯片的小买卖。一个中国少年在大街上就可以命令几个日本兵“立正”，他们只能俯首帖耳，掀他们两个耳光，骂一声“八格牙路”也不敢还手，让他们也尝尝做亡国奴的滋味。对比投降前的那种作威作福的气势真让人难以置信。投降前海州白虎山下驻扎着日军的一个小队，就是现在市第四人民医院旧址，大门临着马路，门前有几个日本兵站岗，凡是南来北往路过这里的中国人必须站好向他们鞠躬敬礼，否则会遭到他们的拳打脚踢。两相对比，今天中国人就算是扬眉吐气了。

        日本投降后，家中的小生意继续维持着，门市加上地租收入的粮食吃用不完，生活在龙苴街上仍属上等之列。父亲辛劳半辈靠汗水挣来的家业，他开始注重生活质量了。主食以米面为主，每餐要有几个菜，有荤有素，时常去新浦购些山珍海味回来。梭子蟹、对虾各种海鲜小吃经常食用。每到冬天，都要从新浦购整箱的水果，福建密桔，胶东苹果，新疆的葡萄干等。城市有钱人家享用的仪器我们都享用了。父亲对酒情有独锺，每天至少喝两顿。他喝的酒都是酒贩从汤沟和沭阳等地送来的，一次要买好几十斤。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一九四五年秋，祖母因痢疾而病倒，中西医治疗均无效，从发病到谢世仅十多天。这位在家庭中有威望极受尊重的的老祖母终于离开人世。享年七十五岁，她的一生给儿孙留下了很多的精神财富。她倔强、会守业、遇事果断、雷厉风行、很不屈服于困难。儿女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祖母刚刚古稀之年，父亲就为她准备了上好的寿材，上等杉木，“四、五、六”规格。在龙苴是独一无二。葬礼那天，家中特别忙碌。冯氏家庭上百口人都来送葬，披麻带孝。出殡那天早晨，各种仪仗，孝子队伍几十米长。冯氏家族一代女能人走了。长眠在父亲购置的墓园中。不幸的是到了一九五八年，中共掀起大跃进运动，农村刮起了平坟的风潮。各家连祖宗亡人都在劫难逃，无寸土葬身之地，从此再也寻不着墓地的踪影了。哀哉!
        这年的冬天，大姐雨兰出阁。婆家是海州城内古楼东一位曹姓大户，姐夫叫曹恩赉（梦良）初中毕业，为人老实，难语，少与人交往，但心地善良。家父两辈为官，古楼东有豪宅一座，大宅门内五道庭院，古色古香的明清式建筑，姐姐的祖婆是我们冯家的大群姑奶，是我祖父的堂妹，人们将这种婚姻称为“姑做婆”。姐姐出嫁，在家族中是一件大事，早在半年前，父亲就在沭阳县城为她订做了嫁妆，花了几百大洋，由于海州城距龙苴有几十公里路，曹家迎亲队伍头一天下午赶到，轿夫、乐队、扛旗、打伞等杂役五十多人。晚上设宴款待后统统安排在旅社休息。第二天早晨后起轿，姐姐头戴凤冠，身着婚礼服，珠光宝气。我只记得止轿前，还哭了一阵，两位搀轿姑娘搀扶姐姐入轿，送女婆小轿紧随其后，顿时门前鞭炮连天，鼓乐齐奏，从北到南大街上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我那年八岁，不舍得姐姐远走，紧跟花轿一直追到街北头才被家人带回来。那时日本刚投降不久，农村的社会治安不是十分稳定，时有土匪出没，叔叔带领六名家庭兄弟一直送至锦屏山下，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有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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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出嫁后，家里冷清了很多，再也不易听姐姐讲故事了。
　　我们的家教很严，虽然无学可上，但父亲总要求我和弟弟每天都要练习毛笔字，或者读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的启蒙读物。第二年春天我去姐姐家就读海州一家私塾馆，只读了两个月，那位老先生不办了，回家。
　　一九四六年春，东海县政府教育科在龙苴街上创办一所完全小学。这所小学离我家不足100米，设一至六年级六个班，我插班念三年级。一共有八位老师，我的婶娘徐玟是唯一的女教师。学校办的比较正规主科除了语文和算术外，还有一门叫修身，内容主要是讲做人的道德修养，教师都比较有水平，一个个文质彬彬，深受学生的爱戴。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灾难深重的国家，本应休养生息，创造一个和平环境建设中国，但不幸的是国共两党纷争又起，把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又拖入水深火热之中，谁之过，历史自有公论。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地方武装得以壮大，与国民党争夺地盘。从四六年到四八年，两年之间，小小的龙苴成了国共两党你死我活必争之地，战斗是拉锯式的，人们戏称“大姐过来，二姐过去”。
　　中共的地方游击队第一次光顾龙苴是一九四六年农历七月十五。那一天是“鬼节”。上午十点锺，父母在家包饺子，我在外玩耍，忽听街上过军队，后来听说不是国民党正规军，是地方武装，大约有百十人，在龙苴街南门外布防，我很好奇，背着父母去看 “热闹”。刚穿过两条街，忽听得南门外枪声大作，流弹从我的头上嗖嗖而过，吓得我掉头往家跑，真是魂不附体，母亲也吓坏了，我一冲进门，赶紧把大门关上，被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受到父亲的责罚。
　　那一天交战不到一小时，都撤了。龙苴成了真空地带。第二天，天刚刚亮，街上枪声又起，中共的游击队占领了龙苴，人们称之为龙苴的第一次解放。中共控制游击队控制龙苴十八天时间，又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一直保持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龙苴的第二次解放。在中共游击队控制龙苴十八天时间里，干了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情，那就是将龙苴的千年古寺毁了。
　　龙苴是一个古老的地方，至今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两汉初年就有了城镇的雏形，到了魏晋时期已是一座初具规模的城镇，海州郡在此建制。商业相当发达，从那个时期起，龙苴建了大量的庙宇，传说是三步两庙，大小七十二座。直到上个世纪的还保留着城隍庙，关帝庙，大寺等。其中以大寺最为著名，规模在海沭地区也不多见。寺内有规模宏大的大雄宝殿，东西廊房，前山门，大雄宝塔。据史料记载始建于盛唐时期，是唐朝名臣尉迟监造。。大殿内有八根大柱，座在莲花形石础上。正面有贴金的如来佛像，两侧有十八罗汉，内墙壁上都是泥塑的彩绘神像，大殿门前有不知哪个朝代的栽的古柏，还有一个多高的石香炉，每年四月八香火会，大批的香客涌进寺院，真是香烟燎绕。
　　中共地方游击队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在龙苴大寺内构造据点，从南岗、陡沟一带动员上百名民夫，携带各种工具只用了一天时间将这座历史悠久的千年古刹夷为平地。曾记得那些用松檀木质塑成的大小菩萨到处抛弃，有的民夫中午竟用这些神灵烧火做饭，满街散发着阵阵的幽香。
　　现在想想，当时这些无神论的决策者们该是千古罪人。
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近两年的时间内，在龙苴小学比较稳定地学习一点知识，但国共两党相互勾心斗角和相互残杀给我的幼小心灵带来了创伤。
　　从四六年开始，经国民党招安收编的原是土匪以迹的周法干部队进驻龙苴。这是一群乌合之众，从周法干到每一个士兵，身上都透着土匪气，十有八九的士兵都有血债，与共产党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筑的据点就在大寺的废墟上，强迫民夫筑了两个大炮楼和许多的地堡暗哨，四周挖有深沟，架上铁丝网自以为固若金汤。官兵经常上街侵扰百姓的生活，常常下乡扫荡，抢劫老百姓的牲畜和家禽。南岗以南地区受中共游击队的控制，双方经常磨擦，互有伤亡。记得一次周法干部去陡沟西圩带扫荡，抓捕多名中共地方干部，押至龙苴据点严刑拷打，以“国民政府戡乱”名义不经任何司法程序进行杀戮。四七年春天某日，我正在窗户临街的的教室上自习课，忽听得外面有军号声音传来，从窗户向外张望，只见一队士兵押着几个被五花大绑的共产党干部往南门外行刑。周法干杀共产党干部的手段十分残忍，枪毙、砍头、活埋、大破膛……无所不用其极，骇人听闻。有位妇女干部李二嫂竟被刽子手开膛扒心，惨不忍睹。中共大军北撤山东时，有部分干部深夜途经龙苴时，多名被周法干部捕获，据说这些年轻干部都有文化，有的是大学生，但仍惨死于周法干的屠刀之下。我亲眼看见一颗颗血淋淋的人头挂在南门外树上，看了让人心惊肉跳，龙苴上空弥漫着白色的恐怖。在那另一边解放区也正在进行阶级报复，对一些地主富农，流亡家属施行残酷的打击，当时流传着“翻身大棍三尺三，专打地主和流亡”。多人暴毙于大棍之下，后来听说这是当时中共内部左倾思想作崇，很快得到纠正。

　    在一九四六年我家最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战乱，我的一个五岁弟弟雨村、三岁的妹妹雨　芳因患麻疹，龙苴被围困无法及时就医，短短几天内相继夭折，母亲痛不欲生，这就是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与不幸。
　　龙苴虽然是个小地方，竟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四七年一年时间国民党正规军44师、57师和74师都经过此地。74师还在龙苴驻扎多日。官兵多为四川人，军纪比较严格，当兵的一般都不敢欺压百姓胡作非为。我家曾住一个连部机关，还记得连部指导员姓方，象个知识分子，很随和地和老百姓交谈。一次连里一个士兵不知府第违反了军纪，在全连士兵前被打了扁担。
　　到了四八年，国共战场上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胜利，龙苴据点里的周法干也岌岌可危。
　　家中的小生意还维持着，但关关停停，也只卖一些针头线脑，还有父亲自制的雪花膏和梳发油等。这个春天很吃紧，加上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如何如何，比较有钱的人开始逃往海州新浦。我与父亲去了海州，住在姐姐家，家中母亲带着弟弟在守门户，那段时间由于春荒，加上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到处是人心惶惶，不知所措。
　　一九四八年6月21日至23日，人民解放军苏北兵团独立旅开始围剿龙苴周法干的战斗打响了。他要决心拔掉周法干这颗毒瘤。先打外围，南岗、陡沟新坝、上房、小伊一带的据点一个一个被拔掉，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把龙苴团团围住，水泄不通。
　　周法干的据点里还有一部分龙苴街上的老百姓，这部分人因不了解共产党政策跑到里面避难的。战斗打响后，龙苴四周村庄里全是解放军，然后逐渐缩小包围圈，第二天下午，街上各家各户都是军人，各家的墙壁被打通，解放军一直逼到据点附近。解放军知道据点内有部分群众，所以没有向据点人发射大炮，采取围而不打的方法。据点内的周法干发现街上有解放军的行踪，向外打了几炮，炮弹的威力很大，好几炮都落在正街心。其中有一户周姓人家因住宅与据点相距很近，中间又是开阔地带，解放军动员这家人向街西转移，不幸老人在带领五个子女转移刚走到街心的时候被据点射来的炮弹击中，父子六人全部丧命，战斗结束后，这个家族一天一天抬出六口棺材，多么惨烈啊，这就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龙苴战斗打响的第二天，消息传到海州，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坏消息不断，父亲、姐姐还有我十分焦急，因母亲和带着弟弟在家，还有年迈的祖父和叔叔一家。
　　第二天下午叔叔突然出现了，我们十分惊喜，原来在战斗打响的前跑出龙苴，但是婶娘和堂兄冯雨龙不知怎么跑到周法干的据点里去了，母亲和弟弟一直躲在家里未敢走动，三天时间未冒炊烟，饿了吃点饼干点心之类充饥。
　　周法干部被围了整整三天，孤立无援，海州驻扎的国民党74师也很紧张，城门紧闭。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二十二日开始突围，突围的方向是当时的灌云县政府所在地板浦，当时板浦尚未解放，周法干在据点内生病，由几个警卫员架着冲出重围，行走不到30米就击毙。究竟是如何中弹有多种传说，有流弹击中说，有被警卫打死说，迄今是一个谜。突围的官兵大部逃往板浦，伤亡最多的还是老百姓。我的堂兄雨龙十五岁也在这次突围中被流弹击中右大腿。被游击队押至南岗，后在搞清身份全放回家。叔叔婶娘在新浦，母亲把他接回家，请医生，精心调养一个月，伤口痊合后才去新浦与家人团聚。
　　龙苴解放的第二十天，我回到家，但父亲仍留在海州，直到农历十月地方干部发话才回到家仍经营那小百货生意。
　　秋天到了，战争留下的创伤还留下了许多的痕迹，人们还在惊恐中度日，担心是否还会出现战乱。秋去冬来国共两党一场生死决战在徐州四周打响了，这就是著名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驻守新浦的国民党74师西撤，大量的逃难群众、学生紧随其后，一路上伤亡惨重，不计其数。我的岳父刘树楷也在逃难的大军之列，九死一生，在江南与儿子会合，最终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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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春天，国民党军队全部退到长江以南，家乡的形势稳定下来。从那时起，龙苴由原东海县第二区建制改为灌云县龙苴区。龙苴小学再次恢复上课，但教师大换朝，原来的教师大部分随国民党逃亡到江南去了。新来的教师都是从老解放区过来的。第一任校长是共产党员林吉球。学校的校址暂设于冯庄，就是逃往江南的叔叔冯世昌家老宅。设四个班六个年级，其中一二和五六年级是复式班，我仍插班三年级。当初办学条件十分简陋，课桌椅由学生自理，家中无课桌的只能用土坯搭建。设有课本，语文是教师从老解放区带来的手抄本宣传材料。除了一些政治口号就是由陕北地区翻身农民得解放的故事诸如“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改编成的，美术仍用国民政府学校的教材。学校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召开高年级的学生的会议，内容是宣传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认清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蒋介石等四大家庭的罪恶，苏联老大哥实行社会主义人民生活美好等，从那时起，年满十二岁的我头脑里就灌满了阶级、阶级斗争的意识，并能初步认识我们的家庭三十几亩土地出租剥削，经商是资本家也是剥削，要与家庭划清界线，听党的话跟党走，将来大有了，出路有前途等。不到一年时间的洗脑，我就象变了一个人，并常向父母宣传这些道理，他们不易接受，与父亲时有争议。
　　到了秋天，学校迁至街上一位姓海州韩姓人家的私宅里上课。六个年级皆是单式教学，教师也增加了几位，大多来自于解放前板浦初中毕业生。

这一年秋天，全国大部分省都解放了，蒋介石退居台湾。全国形势稳定，中共在北平正筹划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国方略。各民主党派、各阶级知名人士云集北平与中共合作最后产生《共同纲领》并定于十月一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首都定在北京。十月一日区里举行庆祝大会。学生举着自制小旗上街游行，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从报上看，当时的政府确实象一个联合政府，从国家副主席到政府各部部长都有民主党派人士担任。父亲感慨地说：“看来共产党不大象国民党搞一党专政，党天下”。此举大家对共产党真有点好印象，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但下一页不知究竟如何？

二
　　跨入五十年代，学校迁至大寺旧址（原周法干据点），学习生活正常运作。
　　学校原来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地方，但新政权的教育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斗争哲学。同学之间有了点矛盾，班会上相互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语言尖刻，一直到对方低头认错为止。老师有缺点也可以提出批评，但要和风细雨。各人象中了邪似的，虽然在会上斗得面红耳赤，但会后仍然要和和气气，其实内心并不舒服，平时同学之间说话要特别留神，不能失言，免得认对方抓到辫子，这种斗争哲学既压抑人性，又扭曲人性但也为后来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培养了一批专门整人的积极分子。
　　一九五零年是个灾荒年，春天农村有一半人家断炊，到处是饥民，逢集时有人在饼摊上抢食。不少饥民是从西北过来的，政府也给了点救济，但杯水车薪。当时家中小生意受到灾荒的影响，营业一日不如一日，但家底厚实，生活并不差，温饱有余。母亲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凡上门讨饭的多少都要施舍一点食物，其中有一姓潘的四口之家，讨饭到龙苴，晚上露宿街头，十分可怜。父母出于同情把他们安排在家中谷场上库房边的两间西屋住下，并周济一些玉米大麦，豆粕之类的杂粮主他们度过春荒。谁也想不到，冬天土地改革开始，竟万峦斗争父亲的积极分子。他捞一把，分得点浮财，特别是谷场三亩地五间屋是块肥肉。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土改这个名词，我们并不陌生，早在解放前就听父亲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里就提出 “耕者有其田”和 “平均地权”的主张，但对其内涵认识不深。这次土改是否就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 “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呢？运动开始前，中共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土地法》，学校也进行了宣传，内容无非是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已被推翻，最后一座就是封建主义，而农村的地主阶级就是封建主义的总代表，要打倒，没收他们的土地等和生产资料，对多余的房产要分给穷人。运动开始前县里的土改工作队进乡，与乡村干部摸底排队宣传发动。父亲对家庭划什么成分把握不住，终日里是忐忑不安。据外界传言，冯某某把土地出租给别人种收地租，坐享其成就是剥削，应该定为地主成分，也有人说他家生活主要靠经商，四十亩土地缺乏劳力经营，冯庄本家农户耕种收点租粮算不上什么地主，全家人被弄得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事后听说地方干部与工作队之间也有以上两种不同的观点。
　　运动开始，首先是发动群众忆苦，每个村都培养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都是什么人呢，有一贯好逸恶劳的二流子，有外地逃荒要饭流落龙苴的乞丐，有吃喝玩乐抽大烟而败家的游手好闲之徒，也有与父亲时有点恩怨的人。龙苴街分南北两街，龙苴村南有三家被定为斗争物件，一共开了两次斗争会，会址就在与我家一墙之隔的祖父的老宅上，这份老宅共九间屋，是父亲两兄弟的共产，因祖父在一九五一年逝前一直挂在我叔叔名下，但四八年龙苴解放二叔一家逃往江南空出来由乡公所代管，后来龙苴乡公所就设在这老宅内办公。第二场斗争会是父亲唱主角，会议是晚上举行的，天气异常寒冷，天上的月亮时隐时现，三间老宅堂屋里挤满了人，散发着令人着呕的难闻气味。来者大都是杂姓人等，做小生意无田产难以维持温饱者居多，中青年者居多，会议没有通知母亲出席，我始终站在门外的窗户前，屋内两盏昏暗的油灯下，人们叽叽喳喳。会议开始首先是土改工作队长讲话，付出稀稀拉拉的掌声。言明主题今晚是斗争冯某，他是剥削起家，是穷人养活他们，剥削是罪恶，大家要积极发言，批判斗争。整个会场上上窜下跳的也就是即几位所谓的积极分子，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青年瘸子，也就量春天要饭到龙苴的露宿街头得到父亲周济的潘姓人家的儿子，他声嘶国竭地控诉地主剥削的罪恶，并现身说法：“我们来到龙苴街住在你家两间破屋里，你家每天吃的是大米白面，你便好心给点粗粮给我们，让我们给你家做牛做马……”父亲是位性情刚烈的人，反驳他两句：“我这点家业是靠两条腿，一双手，一条扁担创出来的是众人皆知的……”话音未落，一位常年住在城隍亩以讨饭为生姓王人家的的十七八岁的女儿，凶狠地挤到父亲面前，二话未说，一把扯住父亲的胡须，这种举动让工作队阻止了。这次运动中内部有文件规定，除少数土豪劣绅民愤极大的对一般地主在斗争中不得采取暴力行为。这场斗争会，凡是有点良心的龙苴街人无一发言，乡指导员作了总结草草收场。
        父亲心中闷闷不乐，咽不下这一口气，母亲再三安慰，那天晚上他足足喝了半斤以上的白酒，借酒浇愁。
　　运动的第二阶段是定阶级成分。对我家的成分问题，据说乡公所与工作队部分干部有不同的意见，乡里的干部认为，冯家的土地数量有限，虽然出租但剥削程度低，家庭生活主要来源于商业，商业的收入与地租有本质的区别，可以定为小土地出租，即“土地小有者”成分。这种成分当然要比地主的成分要轻得多。但另一方面以村里某些与父亲有过节的的干部和极少数群众意见，他们认为，龙苴南村人均土地一亩半，而他家土地人均达支八亩，四倍之差，根据土地法有关条文可以把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的穷人，土地没收了分给别人那必然是地主成分。争议的结果达成共识，定为地主成分，但房产基本不动，保留商业经营权。方案定下来后，乡指导员李希仁与父亲亲面谈一次，这位共产党干部颇有人情味，是一位出生于地主家庭的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与父亲的谈话内容大致是，土地革命是形势所趋，社会发展的必然，经过他的开导，父亲的怨气少了许多，精神也振作了许多，每天仍照顾那点门市营业。
　　土改的最后阶段是丈量清理土地，发放土地房屋证，我家四口人按人均计算保留六亩其余没收分给无地的人，这些人有的根本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贫苦农民，只能说是一此不三不四的无业游民。
　   在这里要着重一提的是，祖母那个败家的弟弟　破产后迁往杨集妻子家定居，夫妻俩死后连棺材都是他外甥我父亲买的，留下儿子无职业，生活困窘，缺衣少吃，经常来龙苴投靠父亲，父亲从来未歧视这们表弟，酒饭款待，临走母亲都要给些钱物粮食之类，有时春荒派儿子来，虽与我已属二辈表兄弟，但我们弟兄二人对他十分热情，同吃同玩，因为他毕竟是祖母的的侄孙。龙苴解放前夕，他们父子从杨集搬回龙苴，父亲把他们安置在家中谷场三间仓库里居住。解放了，他成了穷人，成为革命的依靠对象，入了党，当上了农会会长。土改中那三亩谷场，三间库房分给了他，父母背地说，这也算肥水不流外人田。那位姓潘的终究没有得到这块肥肉。我这位共产党员表叔在农业合作化前前竟把这三亩土地卖了一半给别人。目前我居住的这四分屋基地竟是我从伊山迁回龙苴用六口人的自留地换来的。历史真是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件事让我一直想不通而百思不得其解。谁勤劳致富谁是罪人，吃喝玩乐的败家子成了好人。再看今天的改革开放后共产党的富民政策，既有今朝何必当初呢？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用非暴力的形式来实现不是更可取吗？作暴力手段进行土地革命，把人分成各种阶级，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在人间制造了多少悲剧？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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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已年过半百，基本上失去了耕种土地的能力，四口人我与弟弟在校读书，在征得乡村干部的同意后将六亩地交给冯庄一位黄姓亲戚来代耕代种，付给一定的报酬，收获的粮食可以维持口粮。　我与弟弟读书及家庭的日常费用仍依靠小百货生意。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六年，社会稳定，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加上风调雨顺，年景好，生意营业收入足以家庭开销，每年略有节余，还算得上丰衣足食，父亲虽被划为地主成分，但在社会上并未受到什么歧视。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普选，父母都有公民权，都有选民证，说句良心话，那里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基本上是顺意民心的。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我在学校里是宣传员，每次在教师的带领下手拿铁制喇叭站在桌上向赶集的群众宣传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有时的老师上街用石灰水写宣传口号，张贴漫画，积极捐款购买飞机大炮动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战争一直到五三年宣布停战，今天回眸这段历史，很多东西令人深思，这是一场用几十万中华儿女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不分胜负的战争，。这场战争是谁先挑起来的，今天已不是什么秘密，历史馣有定论。
　　由于爆发抗美援朝战争，为了稳定国内的形势，保卫革命成果，国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三反”“五反”运动，接连不断。由于父亲解放前未参加任何党派和反动组织，历史还算清白，运动到来并未受到什么冲击。相安无事。只有我二叔冯相尧在肃反运动中经受不住审查自杀于福建南平。其实他年轻时参加过抗日活动，也参加过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抗战胜利后回家经商，一九四六年被地方老百姓推选为保长，不到两年的时间，无任何民愤，也随国民党南逃，台湾未去成，在福建的铁路上当一名职工，落得如此结局。
　　一九五一年正月，一直留着长辫保持大清遗民形象的祖父去世，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葬仪很简单，与祖母合葬。
　　一九五三年秋，我高小毕业了。
　　父母对我们兄弟俩读书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上高中考大学是他们的心愿。母亲经常对我讲，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是知识，它既不怕被人偷，也不怕被人抢，有了知识将来就有吃穿，说得多么朴实，他们的教诲，使我们兄弟俩读书很勤奋。
　　我高小刚毕业，姐姐从上海来信，建议父亲让我去上海去考中学读书。
　　姐姐是五一年去上海落户的。姐夫中学毕业曾去新浦仁济医院学了两年医，后经人介绍，去国民党的统管区（相当于今天的人武部）做军医，任务是给新兵体检，只干了一年多的时间，也算不了什么问题，四八年海州解放随其父（东海县技术监督科科长）逃往江南，去台未成，父子俩在上海住下并就了业。姐夫走后，姐姐只好带着四岁的儿子大海来龙苴依靠父母生活，到五一年秋天姐姐带着孩子去上海与姐夫团聚。姐姐的来信引起了我的兴趣，七月的上旬，我领到了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小学毕业证书，在区民政股办了迁移手续。（五五年前人民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临行前，在裁缝铺做了几件夏衣，母亲为我整理行装。戴着老花镜，看看哪里需要缝补，千叮咛，万嘱咐，路上要小心，到上海要听姐姐的话。此时我想起了唐代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现在想起来，仍感激母亲对我关爱的那种无限深情，遗憾的是母亲晚年并未享受几多福啊！
　　七月十五日父亲把我送到海州火车站，火车是下午两点发出。我们十二点就赶到了，当时无候车室，烈日当空，只能在树荫下耐心等待。父亲对我讲了许多话，勉励我好好考，只要能考上，他会尽一切力量让我读书。一点五十五分，火车进站了，父亲提着我的行装，一直把我送到车厢里认准座位，天气太热，我请他老人家早点回海州休息，他迟迟不肯离开车厢，只到旅客快上齐了他才下车跑到一个水果摊前称一网兜大桃子，上车来不及了，他从窗口递给我。火车鸣笛了车轮缓缓转动，父亲立在站台上一动也不动，双目紧紧地盯着靠我座位的窗口，我向他挥手示意回去吧，他也挥挥手，我的眼睛模糊了。火车离站几十米了，我从窗口向东张望，父亲仍在烈日下一动也不动，直到他的身影完全消失，我人车厢里还发了一阵子的楞。
        列车经过徐州，第二天早上六点锺抵达南京浦口车站，下车乘轮渡过江去下关火车站。中午十二点搭上去上海的火车，我第一次在火车领略了江南的风光，铁路沿线都是稻田，隐隐看见稻田中的农民踩着水车给稻地灌水，沟渠纵横，不远处见到一幢幢青砖灰瓦的农舍，真是太美了。大约在下午七时到达上海北站，第一次看到大都会上海真是眼花潦乱，乘三轮车去南市姐姐家，一路上经过南京路、淮海路，从“大世界”门前经过。华灯初上，霓虹灯广告牌闪光耀眼，千变万化。姐姐家在南市车站路的一个小弄堂里，令我大吃一惊的这里真是名副其实的贫民窟，与沿途见到的高楼大厦反差太大，各家的住屋一律是用稻草和竹篱笆搭建而成。姐姐家的住屋只有二十平方米，室内只有两张竹床，一张饭桌，一个竹碗橱，十分简陋。姐姐带着两个孩子，尚无职业，姐夫在一家船厂当工人，半个月回趟家。见此情形，我的热情减退一半。休息两天，姐姐带着我去警署把户口报入，准备报考学校。当时上海的各家中午学校是各家单独招生，离姐姐家最近的是上海市大同中学，这是一年上海名望很高的中学，与复旦附中、同济附中齐名。离姐姐家只有一里路，能考取这个中学在上海是很不容易的，我只能抱着试试看看。这一个共招收初中八个班，四百来名学生，而报考的考生足足有二千伍佰人。竞争是何等激烈。所抱的希望也不大，。考试的科目有语文、算术、学《常识（历史、地理、自然等）。二十五号发榜，早饭后姐姐说把家务收拾一下陪我去看榜。我等不及了，独自一人来到学校一看，学生、家长整个校园都是人，大约九时许，红榜张贴在办公室二楼的墙上看榜的人挤得水泄不通，我按照自己的准考证号顺序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看了一眼再看一眼，直到准确无误。我才挤出人群往姐姐家跑，谁知姐姐也去了。我一连兴奋多天，左邻右舍的人都说，考上上海这样的学校真不简单，第二天，写了一封家信向父母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八月十三缴费注册，书本学杂费已记不清楚了，姐姐家太窄，诸多不便，准备寄宿，但学校规定初中学生不准寄宿只准搭伙，一日三餐每月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合新币十二元）。在报名填表时，担心家庭出身受影响“成份”一栏中填“市民”，因此入学后我每月享受人民助学金乙等九元。即每个月自己只需拿三元人民币就可以了。学校的伙食特别好，在餐厅集体用餐，八人一桌，早餐厚米粥四个小菜，有时配油条。中午和晚上两餐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饭不限制。我编在戊班共五十四个同学，只有两个是外省人。教室是刚刚落成的一幢两层教学楼，教室全是木地板，光线特别好。据说是解放后国家拔款新建，在上海也是首屈一指的中学教学楼。开设的科目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动物、植物、俄语。学校的教学设备是上海市第一流的。音乐室、实验室、体育馆齐全，教师都是上海人，授课都讲上海话，一开始有语言障碍，听了是懂非懂。特别是那位俄语老师，用上海话教俄语，是我感到最头疼的一门学科，期末考试俄语成绩仅仅及格，别的学科还不错。我迄今还记得班主任叫王树槐老师。虽然时间很短，但我与上海籍的同学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们给我总的印象是小头脑十分灵活，性格开朗。每逢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都主动邀请我去外滩，南京路，人民公园等热闹的地方闲逛，使我开了眼界见了大世面。学校还组织参观苏联、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在上海举行的工农业、科技展览。这些活动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在上海读了仅一个学期，因诸多原因罢演回家就读于板浦中学。我与弟弟在同一所学校读书，因常州出身问题，无权享受人民助学金待遇。两人一年的生活学习费用大约需要人民币五百万元（合新币五百元），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数字。但父母不惜代价让我们读书。家中的几亩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了，农业合作社靠多劳多得，父母丧失体力劳动能力，等于白白地交给了集体，成了非农业户口。吃粮去粮店购买，一切的经济收入全依赖于家中的那点小买卖，这点收入要培养两个中学生确实不易。我亲眼看见父亲有时去伊山银行用银元兑换人民币，一块银元兑九角新币，这种兑换一直待续多年，我也去兑换过。到了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中的那点老本也差不多贴光了。父母对儿女是无微不至的，曾记得五四年冬天，有一次父亲去板浦说是给大姐汇款。大姐来信告知他们在上海生活艰难，父亲一次性地从板浦邮局汇去人民币四百万元整。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十分可观的，连邮局的工作人员都感到惊讶。“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是这样对待儿女，其恩德我们是永远也报不尽的。
　　五四年秋，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城镇居民开始定量供应，每月二十六斤，中学生每月三十二斤而且以粗粮为主，一个月三两食油。在实行定量前伙食虽然粗放但可以填饱肚子，定量后同学们普遍反映吃不饱了，中午半斤炒冷饭，早晚各三两，一个窝头，一碗稖面粥，除中午有熟菜以青菜豆腐为主，早晚都是咸菜之类，油水太少。曾记得我们的代数老师，是江南的高校分配过来的，他在课堂发起牢骚，他说：“现在政府给我们这点食用油，干脆放在眼药水瓶里一滴一滴地吃。”据说五七年这位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在校吃不饱肚子，每次回家，母亲总要炒些花生米、豆粒、炒面之类的让我们带回家。
　　五七年前，阶级斗争虽然抓得不是怎么样紧，但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政治上还是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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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是古代海州属地，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在楚汉争霸时就有了将军司马龙苴,在今天的龙苴镇的地方建立政府,防守海边,维护安全。 民国时废海州而立东海县，后又划分为东海， 灌云两县，灌云因南有灌河北有云台山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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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年冬季征兵，国家首次实行义务兵役制，除在农村广泛征招外，在中学生中招收一部分特种兵：海军和坦克兵。同学们积极报名应征。受中共多年教育，头脑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等概念扎得很深。我也报名了，并参加了体检，结论合格。入伍的激情在心里涌荡，但仍放心自己的家庭出身是否会受到影响，政审前，我亲自找了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孙荻秋，他先鼓励我一番，并说，仅仅这点家庭出身问题不会受到影响，等通知吧！听了校长的话，我信以为真，可谓热血沸腾。父母知道了，也很高兴，以为儿子入伍了，家庭的政治待遇在地方也会有所提高。但是希望在最后还是破灭了，估计问题仍然是出在家庭成份上面而被拒之门外的。事实上那时我年轻，头脑极其简单，根本就设有认清共产党讲究阶级性的本质。如果是战争年代，它也许会欢迎你，那仅仅是一种策略，历史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我当时真的入伍了，那我的人生轨迹又不知运转，那是无法预测的。初中阶段，我几次提出入团申请，但始终没有跨进门坎，从此我对所谓的政治十分冷淡，不抱任何希望。
　　一九五六年夏，我初中毕业了，考虑到家庭经济状况，根本不打算报考高中，只希望能上一所比较理想的跳动就不错了。当地在苏北地区中专有限，多数是师范和农校。后来在征得上海姐姐的同意后，决定去上海报考中专。七月下旬，我又第二次去上海，到了上海有关部门一打听，凡是非上海户籍的外省考生一律不予报名，在上海呆了三天时间迅急赶往南京，但是江苏中午学校报名时间已经结束，只好失望地回到家里。这一年弟弟已考取了海州师范，我在家呆到八月下旬，那时候学校不招收复读生，八月二十号接到学校的接通知，我去了板浦中学，学校领导得知我延误了考期，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工作，我表示愿意。推荐的单位有教育、文化、粮食、供销等系统，在征得父母同意后，决定教书。母亲一直认为教书职业不错，不论是什么社会，孩子要读书，就需要老师，不会失业。可她认识不到在共产党领导下教育的属性，历次政治运动有多少老师遭受迫害，甚至付出生命为代价。
        八月二十八日，我带着学校的信函去县文教局，接待我的是一位姓韩的科员，他简单的问了一下情况，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预算用缺额代课，三年后转正）工作单位竟然是伊山镇建设小学。下午我将介绍信交给了伊山区文教股长陈开文。建设小学校长刘宝楧，既是同乡又是同学，他五三年毕业于板浦中学。我见到他，他已经考上海州师范去深造，他的追求目标是中师毕业后再去报考大学，将来做一名高中语文教师。他的文学功底特别深，知识面广博，地观察事物能力敏锐，对一件事情常常发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在家时，我喜欢与他聊天，天文、地理、政治、社会无所不谈。那天晚上我与他在饭馆小酌，同床而卧，第二天他将我介绍给一位女代校长。
　　次日回家准备，向父母亲报告好消息，但一进家门，惊悉外祖母逝世。父亲又去了海州访友，母亲很难过。
　　我的外祖母杨氏享年七十八岁，外祖父四十来岁就病逝了，三个舅舅都在天南海北，外祖母一直在我们家养老直到临终。
　　母亲有三个弟弟，大舅李培山，是位有文化广社交的人。据说人长得挺帅，三十年代龙苴一带土匪横行，多次洗劫龙苴，老百姓怨声载道。清匪是民众的愿望，大舅结交了驻板浦、南城一带税警团一位贾营长，交情特别深，在他的鼓动和策划下，这位营长率部来龙苴剿匪，当时的龙苴的南李沟就是一个土匪窝，龙苴多次遭遇土匪抢劫，都与南李沟的土匪有关系。贾营长率领的税警官兵在龙苴驻防有半个多月，每天早晨天刚亮部队集合晨练，方向是南李沟东黄堆，途经南李沟对土匪窝视而不见，其实是贾营长的策略，在麻痹土匪。一连多日土匪也就习以为常失去戒备，某天早晨全营出动全副武装把南地沟围个水泄不通，逐家逐户搜查，一共抓获土匪近百人，收缴长短枪几十支。押至龙苴经过一番甄别，释放一些，余下五十多匪徒押往海州关在东海县政府有大牢里。部队才撤回南城。事情总是难以预料，关在大牢中的土匪通过关系买通牢头利用送饭的机会将多把钢锉夹放在大饼里带入牢房。土匪们深夜锉开刑具打死看守越狱。据说被击毙多名，多数土匪逃回来，结果整合后开始对龙苴大舅家族实行报复，有多人被杀，大舅在土匪抓捕的野外躲在城隍庙城隍老爷泥塑像背后的帐幕里方保住一条性命。从此与南李沟李姓土匪结下了深仇大恨，只身逃往江南，直到龙苴解放也未回来过故里，最后是客死他乡。二舅李华山在大舅走后不久也去江南谋生，与大舅是同一命运。小舅李东山十七岁时去西安从军，在西北军杨虎城部下官至上尉，抗战胜利后退役经商，在新疆、甘肃等地从事毛皮、鹿茸生意，赚了不少钱，因外祖母是父母亲赡养，他经常会寄些线来。解放后定居在新疆阿克苏，有两个儿子，文革期间，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而受到冲击，后来听说去世了，死因不明。我的三个舅舅只在五二年见过一面。这也量社会所带来的不幸。外祖母谢世后，由我帮助　母亲料理后事，第二天上街就将他老人家安葬了，等父亲从海州回来一切的葬仪处理完毕，父亲很满意我的办事能力。
　　九月三十号，我去学校报道上课，任四年级班主任教语文学科，从此我的生活翻开了另外的一页。

三

　　一九五六年是中共建政七年来最好的一年，不但经济运行良好，政治也比较清明。老百姓总体上是满意的。特别是八月份中共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作政治报告，该报告最令人关注的是国家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来并宣布“我国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那就是说不再象过去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父亲看报后还与我谈过这个问题，对未来似乎感到希望。
　　这一年家中的小生意比较前两年看好。主要是经营绣花线，那里妇女无论老幼都爱穿绣花鞋，也是一种时尚，丝线的销量很大，海州一位姓段的人家是我们家的主要供货商。老板娘认给我父亲做干女儿，两家关系十分密切，往来不断。入秋后父亲开始配制雪花膏和梳发油利润不菲。
　　弟弟在海州师范文教局，我在学校也能胜任教学工作。月工资二十六点五元，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也挺不错了，学校没有食堂，在县总工会搭伙，每月十元左右能吃饱吃好。
　　总而言之，你们的家境是颇为顺心，这年的春节，我第一次带回四十元钱回家过年，父母的心情特别好，母亲晫就准备了年货，她是烧菜的高手，做了父亲最爱吃的什锦菜，还有猪头膏，春节过得很开心。
　　这一年的十二月国际上发生了一起震动东西方世界的“匈牙利事件”，这个东欧共产党执政国家，由于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人民走上街头要求民主，要求改革，并拥护党内一位改革派纳吉，这引起了苏共的恐慌，最后竟然派出苏军大量的坦克进入首都布拉格进行残酷镇压。被镇压下去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关系也跟着紧张，这件事情　引起了中共的警觉，分析认为人民群众的不满与匈党内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是有关联的。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在五七年二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重要的讲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讲话为五七年党内整风提出了理念依据。

　     一九五七年二月新学期开始，我被调进伊山小学（今天实验小学的前身）。这说明领导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但时间副省长，剑墩小学一位顾姓都是因政治问题被捕又将我调去递补。那时的干部队伍（含教师）正在开展审干，有一种人人自危的感觉。特别那些在解放前从事教育的老师，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某天厄运降到自己的头上，虽然整风在中央一级进行，但教师每天晚上要组织政治学习，无休止地轮流发言，个个搞得头昏脑涨。学校共六个班，八位老师，家庭出身不好的占半数以上，谁猜不准自己将来的政治命运。到了文革的后期，这八位老师中有四位不是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或开除公职，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这次整风运动我们只能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些动态，大家都很关心。特别是中央各民主党派积极帮助　共产党整风，提了不少的意见，有些意见很尖刻，象罗隆基、储安平的 “党天下”，“给老和尚（指毛泽东）提意见呀”，“运动过火”等等，这些意见我们这些小人物听了觉得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我们学校一位武老师，已近耳顺之年，他毕业于板浦第八师范，阅历丰富背地跟我说，就怕祸从口出啊，果不其然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刊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毛泽东发出反击右派进攻的动员令。形势急转直下，全国各报刊发表工农兵的批斗文章，这次反击右派的运动来得太突然，大家感到甚至不知所措。但是总觉得离自己甚远。
　　暑假回到家里，父母提出我的婚姻问题，我先提出疑异，自己年龄刚刚二十出头，参加工作仅一年霎时间未免太早，但父母强调他们年事已高希望早日了却他们的心愿，最终父命难违，只能同意在暑期结婚。我与妻子是娃娃亲，双方从未见过面。妻子家中的情况比较特殊，父兄四八年外逃，生死未卜，家中的困难可想而知。我们送了点礼金让其简单收拾一下，婚礼十分简朴，去了一辆黄包车带过来了，只办了两桌酒菜就算是完成了终身大事。
　　婚后一个星期，接到通知，全县的中小学老师暑期去县里集中政治学习。当时的政治形势，中央一级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章罗反常联盟” 已经浮出水面，大报小报批斗文章铺天盖地，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全县集中学习，各人心中忐忑不安，谁也摸不透。学习时间不长仅十天，学习的内容是国内外政治形势，泛泛地号召大家积极帮助党整风，宣布“审干”工作结束。这次审干，教师队伍中所谓有历史问题的又处理了一批人，会议并实质内容。但对这场运动的走向大家仍十分关心。有人认为这是中央一级的事与我们基层农村中小学老师没有多大关系。反正大家平时讲话十分谨慎，特别是关系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闭口不言，真是有点“莫谈国事”的气势。

冯启珍

冯氏百年忆，冯氏百年艰辛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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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月份，从报上获悉省地一级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运动的思路与中央如出一辙。
　　十一月上旬，县直机关全面动员整风，大鸣大放，县委大院以及各科局都贴满了大字报，形势发展之快，始料未及。
　　期末考试前接到文教局的通知，寒假里全县中小学老师集中在大伊山学习，内容是参加整风运动。时间为四十天，春节前各二十天。那年冬天天气特别的寒冷，下了两场大雪，接到通知后，大家的心同样冷冰冰的，估摸不透这次整风运动会是什么样子的结局。
　　匆匆忙忙发完了学生的家庭报告书，简单地整理了一下去大伊山报到。我们伊山区在灌中报到，住地是在灌中西一座小山头的“日照寺”，今天这个山头被开山取石已经夷为平地。在灌中见到了板中的几位同学，还有我的地理老师马德俊，马老师是无锡人，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地理老师，上课时从未见过他看教案和课本，但讲的内容条分缕析，时间掌握也恰到好处，学生都很敬佩他。
　　他是灌云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德高望重。他中等身材，面容清癯，对学生特别和蔼，再冷的天气他穿一件黑色呢大衣外套，颇有学者风度。就是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两个月后竟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被勒令去江西深山上砍大竹劳动改造，后来听说天平反昭雪前他已含冤而死。
　　大会第一天上午是听形势报告，报告介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凤祥，地点在县大会堂。报告内容是国内外形势。这些材料早在平时的报纸上不知看过了多少遍了。概括起来，国内形势大好，国际上东风压倒西风。这种公式化、概念化的报告我听了没有什么兴趣，但对中央整风反右一段特别注意。
　　听完报告分组讨论，我们是伊山区和树云乡为一组。一个乡有五十多名教师。领队的是一位付乡长，姓常，本乡人士，老革命，参加过解放战争　，因为常去我们学校所在村指导工作并在学校的食堂搭伙，很熟悉，平时见面，相互客客气气。学习讨论一个星期，晚上九点半就寝，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时间安排得很紧，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所谓学习讨论一是学习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人民日报》善于整风阶段的社论。二是大家发言，每个人发言都有两个人记录，记录人每两天换一次。与会者每人都要发言，每天晚上小结，谁发言的次数多，谁就受表扬，其实发言的内容多为重复。人们背地戏称“倒肚子”、“熬时间”。天气寒冷，整天大家坐在被窝里，气氛十分冷清，会抽烟的一支接一支，那里抽的烟多为一角钱一包的劣质烟，还有岁数大的老师抽的是旱烟管，三间屋里整天被烟雾所弥漫，空气十分混浊，简直令人窒息。
会议从第七天开始，先听了县委副书记朱健作的“帮助共产党整风” 的动员报告。着重讲了整风的重大意义，要求大鸣大放，用大字报形式对各级常委提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听完报告，大家在思考会不会提意见会受到打击报复？朱书记在报告中再三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共产党是善意的同，目的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要有任何的思想顾虑。
　　大鸣大放的阶段开始了，要求小组会发言和写大字报相结合。小组每天公布各人贴现的大字报张数，谁写的大字报多，谁受表扬谁就是好同志。谁保持沉默，领导就找谁个别谈话，鼓励你定大字报帮党整风，要你放下思想包袱，打消顾虑。有几位根正苗红出身好的青年教师，积极性高，所提的意见比较尖锐，个别人提的意见不涉及到党的方针政策。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师，心有余悸，勉强写两张应付一下，内容多为鸡毛蒜皮。运动一开始，我就持谨慎态度，是国家大政方针的不能触及。我只写了两张大字报，一张内容是批评文教股长水平太差（小学三年级），听完教师课后评论全是外行话；二是一些基层干部（县区两级）滋生享乐主义，喜新厌旧，抛妻别子现青年姑娘再婚，当时社会上曾流传“宁跟四十背背包，不跟二十扶犁梢”的话语。大字报贴出后，引来不少人驻足观看。我以为这样的内容与党的方针政策不搭边，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十天时间，庙宇大院所有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要求各人安排时间看大字报，每张大字报的内容底稿都要上交。
春节快到了，已经是农历腊月二十六日，“挤牙膏式”发言，再已挤不出来什么了，宣布放假回家过年，春节后初七下午报到，整风运动继续进行。
　　回到家中，父母已准备好年货，妻子忙里忙外。弟弟等于我从学校放假回家，听他说海师也开展整风运动，发动师生给领导写大字报，少数学生还有偏激的行为，给市委贴大字报，我听了真为他们捏了一把汗。过年的心情不如去年，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始终高兴不起来。担心节后二十天不知会出现什么难以预测的情况。
　　正月初八正式开会，上午全体教师在大会堂听县委副书记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反击右派向党进攻”。他肯定去年冬天鸣放阶段的成绩。什么同志们为帮助党整风提出了许多善意的宝贵意见，但话锋一转，什么在大鸣大放中一些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借帮党整风的机会攻击党，否定党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甚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挑拔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对于右派的言论，大家要通过大字报、大辨论分清是非，分清香花和毒草。还说右派是客观存在的，会后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要用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策政治标准来鉴别。凡是右派言论，必须彻底批判，要大家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听到这里，会堂里的空气顿时凝结了，个个面面相觑，有人茫然不知所措，有人困惑不解，有的人惊恐万分，人人自危，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态势，那天中午的饭菜特别丰盛，有鸡汤烧海参，但大家吃得十分沈闷，一扫过去说说笑笑的气氛，各人都在揣摸自己的命运。
　　讨论会上，要求大家回头望，想一想自己及他人在大鸣大放大字报中的言论是否有无违背毛主席的六条政治标准。结果在自称解剖中各人都承认自己有不同程度的右派言论，并进行自我批判。三天过后是互相揭发，。为了保护自己，由于人性的脆弱的相互之间毫不客气地相互揭露，这么一来，会后同仁之间的无任何话题，保持沉默，保持距离。
　　谁说的话属于一般右派言论，谁是右派分子，领导小组早已内定好了。在批判会领导指向谁，大家的矛头就指向谁，所向披靡。我们小组（乡为单位）被　揭露最凶的一位是一位小学校长，其实他写的大字报并不多，内容也还是十分尖刻，只是他有一些历史问题。解放前曾参加国民党的三青团组织，今天批，明天斗，把他批得是焦头烂额，自己不得不承认是右派分子。也有个别出身好，但言论太出格，对党的方针政策表示不满的人受到批判的火力也最强。在这次批会上，我也受到了小冲击，有人认为我写的两张大字报别有用心。给文教股长提的意见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论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第二张大字报是丑化党的干部形象，挑拔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按当时的形势，就只两条也可以置你于死地。因此，我对自己的命运难以把握。
　　运动接近尾声，就等待宣布谁是右派分子，谁属于一般右派言论，我也作好了思想准备。自己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又是一名缺额代课教师，即使环属于右派，领导只要一句话，就得回家劳动。回家后又将是什么命运，难以预测。那几天在小组会上受到批评的人皆惶惶不安，不可终日。最后　一次全体教师大会仍在县人民大会堂举行，偌大的会堂，上千口人鸦雀无声，等待这一历史性的宣判。大会开始，县委书记对这次运动作了大约半小时的总结，接着由县委组织部长宣布右派分子名单。我的心怦怦直跳，大家都屏住呼吸。宣布结果全县中小学教师有近百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另外县直机关也有四十多人定为右派分子。灌云县最大的右派是县人民法院的刘木东院长。女士们受学生爱戴的板浦中学马老师也在其中，会议结束，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们乡只有那位小学校长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回家，有几个人属于右派言论，不戴帽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一次运动，我算幸运，最后细想一下，最主要的原因是言论尚未触及共产党的大忌，还有那位带队的副乡长可能念我年轻，平日里对我的印象不错，故逃过这一劫。大会会凡是被定为右派的人又集中学习几天，然后有劳动能力的人被押到江西砍大竹劳动教养。
　　这一次整风反右运动，历时四十天，令我终生难忘，为什么鼓励大家帮助党史整风，并提出“言者无罪”结果是“言者获罪”，难道还是政治阴谋吗？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真是可怜，可悲。它留给人们是更多的迷惘、困惑、痛苦和思考。这次运动的结果，所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再也不复存在，代之以全国上下万马齐谙。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旋律。
　　一九五八年，在经济上毛泽东又提出总路线，大跃进，加上年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所谓的“三面红旗”。
　　这一年春天又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龙苴街上的小商小贩及手工业者都组织起来，成立合作商店和手工合作社之类。本来按照《土地改革法》规定，地主经过三年时间的改造，奉公守法就可以摘掉地主的帽子。父母亲在五四年第一次普选时就获得了公民权，但此时又翻起了老帐，因为卖主成分既不能参加合作商店又不再允许个体经商，到了年底人民公社成立，父母及妻子被取消非农业户口，下放到公社生产队挣工分生活。再后来父母又再次被戴上了地主的帽子，而且是终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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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秋天，上海姐姐来信告知令全家震惊与不安的消息，姐夫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单位开除由公安机关送往江西劳教。父母终日忧虑，不时念叨姐姐一个人在上海拖带着几个孩子到底如何生活。我多次去信安慰她。姐姐为了把孩子拉扯大，买了一部平板车靠出卖劳力维持生活。姐姐的身体本来就虚弱，竟拉着板车给厂里送货，有时一天要跑上百里路之多，晚上回家腿都肿涨了，真是难为她。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孩子填饱肚子，多次去医院卖血。当她告诉我这件事情时，我潸然泪下。我省吃俭用，常给他寄点粮票去，但也只能是杯水车薪，那段日子我常常去信给她，鼓励她要有勇气面对生活。。直到外甥延海初中毕业就业，她的生活压力才有所缓解。姐夫在江西也多次给我来信，向我索要食品，但始终未如愿，因为我们也在饥饿中煎熬。直到打倒“四人帮”
　　后的一九七八年他才平反从江西回到上海。去江西时他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回来时已因过度劳累造成腰疾成了半残的人。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我时时回忆起这带有伤痕的历史。
　　一九五八年的所谓大跃进运动，实质上是一种狂热、冒进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带有军事、政治色彩的混合怪胎。到处放 “卫星” ，谁能相信一亩小麦能产几万斤，《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一个消息时竟说得有板有眼，有根有据。工业 “赶英超美”，全国大炼钢铁，小高炉平地而起，各家各户的铁勺、锅、铲都成了炼钢的原料，炼出的是一炉一炉的废铁渣。农村的青壮劳力大部分被派往苏南地区大炼钢铁，在家的女劳力去扒河，就连孕妇也难逃劳役。扒渠开河，兴修水利，本应有科学的规划，但当时的公社领导人头脑一热，不经科学的规划和论证就胡扒乱挖，结果成了一条条废河。晚秋田里的山芋、花生、大豆成熟了因无劳力收割而烂在田里，势必给五九年带来大饥荒。
各家的锅炼铁了，灶拆了，办起了公共食堂。所谓公共食堂就是吃大锅饭而已。一日三餐各家各户男女老幼端着提着各式各样的盆盆罐罐去食堂领饭。初办时，偶尔每个人分四两半斤的稖窝窝头，到后来一日三餐全量稖糊糊，里面放点山芋干就算不错的了。六零年和六二年两年是最糟糕的，那个稖糊糊稀提可以照见人影，有人把饭分领到家，再放上各种野菜再煮一煮，填肠塞肚。当时我所在的小学位置在大小庄之间，相距二里路，小庄的群众每天都去大庄食堂领饭，那年冬天刚下过一场大雪，路面又结了冰，行走时稍有不慎，就要摔跤，早上我在办公室门前驻足观望，见小庄上一位老人年近七旬的领饭老人，衣服单薄，破破烂烂，左手提着盛饭的陶罐，右手拄着一根木棍，一不小心，摔倒在地，罐子摔碎了，菜粥撒在雪地上，老人挣扎着坐起来，两眼痴呆地望着打碎的饭饭罐，不知所措，看到这里，我的颤抖，泪水模糊了双眼，我跑过去将老人扶起，劝他返回食堂再要一份，他摇了摇头，叹口气，往家里走去。
　　那个年代，谁都逃脱不了饱饥饿的厄运，我亲眼看见许多人活活饿死，长期的饥饿，不少人患上了一种叫“浮肿病”，一旦脸肿了，不用十朝半月准得饿死。那时我们做老师的每月定量供应二十斤粮食，二两食油。粮食的品种多样，一个月有五六斤的细粮，其余的是稖面粉、山芋干、豆粕、大麦面等，每次去粮站买粮食都要带上几只口袋。这个标准可以保证不饿死，比起一般的老百姓要强了许多。二十六斤粮食平均每天八两多一点，早晚各二两稀饭，要想把肚子填饱必须要多放水。我曾吃过用二两元麦粉做的八碗稀饭一次喝光。整天是饥肠辘辘。上午上过两节课后，是饿得眼冒金星，腰都直不起来。有时课外去田间挑野菜充饥。初夏被生产队丢弃在田埂上的出过秧苗的山芋种块都捡来充饥。家中的饥荒程度更严重，令人忧心忡忡。父母、妻子都饿得走不动路了，生产队食堂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粗粮熬的三顿稀饭。一次回家，母亲只能用干山芋叶泡后在锅里加点食盐煮煮充饥。这场大饥荒，夺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性命，与其说是天灾，到不如说是人祸。“公社化”其实就是乌托邦式的闹剧。
　　这个年头，老百姓被折腾得几乎无法生存，五九年公社为了办厂，把我家八间房屋占去了，让父母妻子街外一处只有二十平方的丁头舍里去住。几个月过去，连办厂的影子都没有，到第二年春天才允许搬回老宅去住。这一年的春天，我在剑墩小学因工作出色被转为正式教师，全家人为此而感到欣慰。
　　一九六零年父母在饥饿的挣扎中迎来了两件喜事，一是弟弟结婚，二是我的大儿子浩波出生。弟弟结婚根本谈不上什么婚仪，一宾一客未请，连嫡亲的姑母都未带来，实在是难为无米之炊。
　　十月三十一日儿子浩波降临在这个饿殍遍野的人间，妻子坐月子里也只能靠糠菜充饥，奶水从何而来，为了保住儿子的活命，只能把自己每月定量供应中的五斤细粮带回家。浩波一生下来就很瘦弱，没有奶水仅靠几斤米哺养，营养严重不足，爷爷奶奶十分忧虑，到了第二年春天时常生病，瘦得皮包骨头，每了老人、妻子和儿子的活命，我只能无可奈何地带他们离开龙苴街去寻找生路。
　　我于五九年九月被调进伊山公社丁庄小学，这是一所新创办的完全小学，我任六年级班主任工作教语文，头一年升学率居全公社第一名，考入灌中的占毕业生的二分之一。所以大队干部对我十分看重，丁庄属披墩大队，这个大队的西北隅叮当河畔有一个小村庄叫小刘庄。这个村庄位于龙苴、小伊和伊山三个公社的交界处，管理得十分松懈。叮当河堆成了各家的自留地，占多占少上级无人过问。人们称之为 “资本主义的死角”。各家各户靠自留地里种出的山芋和玉米足以填饱肚子，不存在饥饿。为此我找到了这里的一位生产队长，也是我的学生家长，提出把母亲和妻儿的户口迁过来落户，其目的是为了逃避饥荒。这位队长我十来岁，我称他为刘大爷，他很同情我，同意接收，并愿意把家中的一间厨房让给我们临时居住。五月一日放假，我借了一辆平板车把家搬过来，整个家当是四扇门板两条长凳当床用，母亲陪嫁时的一只大木箱和几样简单的炊具，现在想起来无异于逃荒要饭。生产队对我们的照顾很周到，按理新迁入的户口麦收后才可以吃队里分配的粮食，但他们主动给我送玉米、山芋干和烧草，从此我们摆脱了饥饿。麦收后，队里划了五分自留地人我们，栽上了山芋，晚秋一季收获了几千斤的山芋，晒成了山芋干，加上队里分配的口粮，再也不用为吃饭而发愁了。当时最困难的是住房问题，住在人家灶屋里，两家合用灶台，诸多不便，第二年秋天生产队决定为我家建房。除自备木料，余下的麦草和人工全由队里包下来。那个时候是严格的计划经济，商品匮乏的年代，特别是建筑用的木料，没有象样的关系是根本买不到的。幸好我有一个表哥在灌南兴安镇供销社做主任，托他跟我买了两间房子的木料，利用一个星期天，跑了上百里地用平车把木料拉回家，建房用的麦草是无偿的，人工是义务的，只是在上梁的那一天款待建房人一顿饭。刘庄的父老乡亲淳朴、厚道、真诚的价格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的两间房子建在叮当河堆旁，依堆傍水，环境特别的好。自己动手建起了猪舍，每年都养一头肥猪，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自留地里收获的山芋干和玉米吃不了还支持家中父亲和弟弟。
父亲的晚年十分凄凉，所受的磨难太多太深，饥寒交迫加上精神上的打击使一位性格刚烈的老人最后都失去了生的愿望。曾记得五九年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竟被公社强制性地拉去伊山充当劳役――建路。
　　弟弟在海师读书五八年提前去赣榆县实习。由于工作认真，教学能力强，五九年暑期被县文教局派往徐州参加教改学习。在徐州学习班讨论时政报告时因一句话被某些人抓住把柄，回县后不但得不到重用，还时时受到打击。最后在城南小学与共产党员校长关系没有搞好，这位专门靠整人起家的布尔什维克以他在徐州学习班的发言的所谓错误言论为借口，伙同城南公社常委个别人不经任何行政程序，一句话开除回家劳动，失去了饭碗。回家后在生产队劳动受人的白眼和歧视，所幸时间不长又谋求了一份代课教师的职务。
　　经过三年时间的煎熬以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大饥荒过去了，从此老百姓又能勉强填饱肚皮。
　　六二年秋，我调至陆庄小学，第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大女儿出生了。我为妻子月地准备了米、面、油，托人买了几斤白糖，这在当时已经算不错的了。奶水虽不充足，但比她哥哥强多了。
这一年秋工资也由二十九点五元涨至三十四元，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的，它不是普调，而是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比例。每个月领的工资在校食堂需十元左右，另外每月需存十元准备年终还生产队的粮草透支款。那时的生产队的工分值很低，十工分为一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是二角钱，妻子在生产队劳动所得只够她一个人的粮草钱，其余三口人都靠我的工资支付。大约在一百五十元左右，日常零用如果工资不足，妻子会去集市上卖点山芋干之类补贴，日子还算过得去。
　　经过三年所谓的自然灾害，中共领导对五八年的大跃进和共产风进行了反思，在农村允许农民多分点自留地，多收点粮食和瓜菜来弥补集体分配粮食的不足。但是毛泽东对所谓的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盯得很紧，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
　　这期间，虽没有大的政治运动，但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的思想斗争经常不断。**年暑假各公社教师又集中起来一次思想整风。主要内容是要求每个人检讨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一次我在小组会上又一次受到一次批判。起因是陆庄小学校长共产党员吴某某有一辆八成新的自行车，准备出手，但又不敢到市场上卖高价。此刻我家中刚卖了一头猪，大约有七十几元钱，我准备买下来，但他的车子要价一百八十元，我与他商定暂付七十元，余下的款项在一年内偿还。那个时代谁有辆自行车是很闪眼的，城镇和农村的姑娘出嫁都是自行车迎送。象龙苴街上只有几家有自行车，并以每天一元的价格出租。我把车子买下来送给龙苴家中给父亲出租，一是为了偿还所欠的一百元钱债务，二是让父亲有点零花钱。事情就这样的简单，在那个时代也成了罪恶。在这次整风中，被人揭发出来，吴与我都写了检讨书，并在教师会上接受别人的批判。这件事情发生时间不长，我赶紧把车子退给他，他把七十元钱还给了我算是了结。在会议结束前写个人鉴定时，仅为此事双方都作了深刻的检讨。
　　此后几年，生活平淡，专心于教学，一直任六年级的语文教师，与领导及同仁之间相处得很融洽。陆庄与县城相距很近，晚饭后教师常去县影剧院捍电影，有点文化生活。当时阶级斗争虽不时提出来，但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些。　一些三四十年代的旧电影《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偶尔能看到。六五年秋天又调到伊山南十里路程的瓦房小学。从那年冬天开始，政治气候感觉到有些变化。党报和党刊不时发表善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不外全国上下又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简称“社教”，又叫“四清”运动。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四不清”干部，这些干部在农村里多吃多占要进行整肃，运动时间为一年。主要整的是是当权派，对一般国家干部和教师未受影响。

[ 本帖最后由 fengsg 于 2008-8-31 09:5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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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教运正在运行中，人们又感到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又在酝酿中，上海的《文汇报》突如其来地发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长篇政治性文章，不但头版头条，连《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全国其它报刊更不用说。一开始大家对这篇文章的来历、作者的背景都一无所知，是学术讨论，不是什么政治问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听小道传说，文章是有指向的，是彭德怀翻案的。
　　彭德怀是中共老人物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防部长等要职，在党内外有极高的厨房。但在一九五八年对毛泽东搞的所谓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与毛泽东有严重的分歧，他认为大跃进运动得不偿失，三年大饥荒死那么多人不全是天灾也是人祸，并对毛泽东搞所谓人民公社化有不同的看法。在五姨年中共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万言书为人民鼓与呼。这一下可得罪了毛，在会上受到了批评，结果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被　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都被罢了官，文革时受到各种迫害，彭德怀冤死于狱中。在老百姓看来，彭是清官，是受到了最大的冤屈。而历史上明朝的清官海瑞，也是因为给皇帝上书为民请命被罢了官。大家都估猜这篇文章的指向。《海瑞罢官》历史学家吴晗写的历史剧。但姚文元的指向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当时谁也想不到这篇文章　成为后来惊心动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兆。
　　到了六六年的春天，报纸上除铺天盖地地批评《海瑞罢官》外，又冒出批判“三家村夜话”，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的邓拓、廖沫沙和民盟人士吴晗。这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才明白是毛泽东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舆论准备。
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五一六通知》，县委要求组织干部和教师学习，并对三家村进行批判，要求联系实际，上挂下连。这一举动使知识分子感到恐慌了。曾记得六月上旬的某天我从广播中听到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院长，著名的作家郭沫若发表简短的讲话，称自己几十年的著述都是反马列和毛泽东思想的，并愿意将自己的所有著作付之一炬。听完大家都非常的震惊，因为郭一向是受到毛所推崇和赏识的，在反右时是以左派的面目出现的。这种突如其来的表态说明这场运动是势不可挡的，让人感到这场运动是针对广大的知识分子的。那一段日子每天早上的政治学习除“学习两报一刊”外还着重学习毛泽东的《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反正大家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以忐忑不安的心情观察运动的发展。到了六月底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彭真受到批判和冲击，接着出现了红卫兵运动。《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等带有煽动性的文章，先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学生和大学生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并开始批斗学校的领导和所谓的黑帮教师，六月上旬某一天我在伊山亲眼目睹灌中一批教师被红卫兵批斗戴高帽，挂牌游行示众的场景。其中高三教师葛邦祥还被学生剃了阴阳头。板中教师我的同学张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押送回乡劳动，形势发展势如破竹，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农村的社教工作队也同样卷进了这场运动，红卫兵造反派起先在学校里批斗教师，最后逐渐向社会发展，他们把矛头指向党政、公检法机关，几乎所有的领导都被打成了走资派，这是跟北京、南京大城市红卫兵学习的。灌去县委书记何文浩挂牌被带高帽游街示众，，老百姓感到错愕，震惊。
　　这场运动发展之快，来势之猛，就象一场瘟疫在极短的时间内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带来一场灾难。农村的造反派配合社教工作队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教导红卫兵“选择有理，革命无罪”，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再一次地成了斗争的物件。斗争手段之异常残酷，烈日下，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喷气式（人双手被反剪头向下），用鞭子抽、木棍打，无所不用其极。斗争到了极盛时期，很多村庄出现了（四类分子――地富反坏）被活活打死，真是无法无天，人性在那个时代被完全扭曲，到处充满了“红色恐怖”，比当年德国法西斯的手段还有残忍。我在学校终日忧心忡忡，真为父亲捏把汗，担心他是否能承受这样的社会暴力。星期天，我特地回了趟龙苴看望他老人家。龙苴街上的形势较之乡下还算平稳，父亲已参加了两场批斗会，并未受到武斗。父亲见了我一脸的无奈，我只能安慰他两句，劝他忍耐。他说：“我已近古稀之年大不了一死了之，我已经历了几个朝代，象这样的社会生不如死”。他还引用了《论语》中曾子的一句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我除了安慰，还能说点什么？
　　学校也不安定了，一些“根红苗正”的青年教师也参加了造反派，我们两三个出生不好的终日保持沉默，听天由命。从此课也上得不正常了，整个社会是乱糟糟的，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一天下午，大队某造反派　组织突然光临学校让接大字报，并令我贴在办公室里，大字报批判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只专不红，培养的学生是修正主义的苗子等等罪名。
　　这一年的麦假，公社教师在中心小学集中办学习班，领导全是由泗阳县抽调来搞社教的工作队员。这次学习班是社教呢，不是文革呢，说不清楚。全县社教尚未结束，文革的风暴又到来，只能说是两种运动的结合。社教开始时就宣传，这次运动不针对群众，包括中小学教师。但是结果是背道而驰的，每所小学都派来了一名工作队员领导，我们瓦房小学派来的是一位刚退伍不久的军人，二十几岁，盛气凌人的样子，从他的言谈举止可以判断是一个半文盲。这次学习班时间比较紧张，只有两个星期，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听报告，学文件。第二阶段是揭批，在揭批中有人揭露我在学校散布“封、资、修”思想，其一我在平时的闲谈中曾经褒奖过龙苴古大寺庙建筑的辉煌，其二是我曾在公共场合批评现代建筑用的大瓦质量差，不如古人烧制的小瓦结实在耐久，他们上纲上线，批判我在宣扬“今不如昔”、“美化封建社会”。结果批来批去，凡是出身有问题，个人历史有问题的都成了批判对象。短短的麦假过去了，也没有什么结果而草草收场。但社会上“破四旧、立四新”、“兴无灭资”搞得轰轰烈烈，各家各户，凡是字画、陶瓷器、书籍等带有“封、资、修”内容的文字、图画一律销毁，否则让红卫兵发现要受到严惩。在 “破四旧”的同时，到处张贴毛的语录和画像，一片红色的海洋。
　　学期刚结束，又接到通知，全体中学教师集中办学习班，时间为一个月，这次学习班仍由前次社教队员主持信领导。各人不知所措，我也作好了被批斗的思想准备。我们学校的工作队换了人，是泗阳某小学的教务主任，中共党员。此人名叫田修，在几天的接触中，感到这个人颇有几分人情味，学习班一开始，学中共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善于文革的论述，时间大约十天左右，还听过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江青的录音讲话，由于当时的录音设备差，根本听不出所以然。在转入揭批斗争时，对有错误言论的人进行批斗。斗争的火力相当激烈，。凡有错误言论的人先在小组会（二至三个学校）上揭批，，问题严重的在全公社教师大会上揭批，那段时间，真是过着朝批暮斗的生活，其实谁是重点批斗对象早已内定好了。批判大会发言的都是事先选好的积极分子，几天前就开始写批判稿。批判发言时上纲上线，给你戴帽子。记得批判我的反动言论论点是两个，一个是“今不如昔”，二是“借古讽今”。记得在小组批判会上，一位积极分子（女代课教师）声嘶力竭，对我批判。迄今为止我仍记得她发言的内容。
“冯雨芝是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的少爷，是靠吸人民的血汗长大的，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解放后党和人民把他培养成人民教师，他不但无丝毫感激之情，却时时刻刻梦想复辟他失去的天堂。他不敢明火执仗反党反社会主义，却用一种更恶毒的手段攻击，污蔑社会主义，赞美封建社会的庙宇，就是为封建社会唱赞歌。庙是什么东西，它传播有神论，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他宣扬‘大瓦不如小瓦’是在散布‘今不如昔’，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坚决打倒黑帮冯雨芝，打倒‘三家村’，谁反对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就砸烂谁的狗头，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会场上的口号此起彼伏，在那种形势下，只能低头认罪，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分组批判会一结束，接着是大会批判，我幸免于难。大会批斗得更激烈，甚至发生武斗，挨斗的教师被喝令跪下，有的遭拳打脚踢，这种非人道的暴力武库，让人不寒而栗。
　　批斗阶段结束，各人开始写鉴定，我有些害怕，万一受到什么处分，父母、妻儿如何生活。一天晚上，我找到了工作队领导田修，申辩自己平时闲谈欠考虑并无反党和么社会主义的动机。他的态度比较诚恳，告诉我，政治运动就是如此，让我放心，不要往坏处想。他的话让我心情平静了不少。
八月七日中午大约一点锺，我写好个人鉴定，妻子突然冒着酷暑赶来，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父亲他老人家离开了这个苦难的世界，当我听说是自缢身亡时，我的心在颤抖，阵阵剧痛，泪水只能在肚子里流，默默地祈祷：“父亲，您走好，不孝子对不起您。”我马上找到了工作队领导田修同志请求两件事情，一回家奔丧，二是请领导准予借一个月的工资。老田同志颇有人情味同意了，我拿了三十四元钱，火速赶到刘庄，母亲与浩波先走了，回到家里，弟弟已经先于我到家了。我目睹父亲他老人家孤零零地躺在地上，身上穿着三十年前缝制的华达呢旧长衫，我的心都要碎了，欲哭无泪。他老人家辛劳一生，晚年的结局竟如此凄凉和悲惨，含垢忍辱，难道这就是命运吗？天理何在？据说他刚刚参加了队里的批判会，一回到家就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社会的愤懑、无奈和抗争。弟弟去铁木生产合作社购置棺木，父亲身材高大魁梧，连夜为他加工一口长棺木，造价是人民币八十元，我去了冯庄老家，请好第二天安葬时帮忙的兄弟，无任何安葬礼仪，儿孙们连孝都不让戴，因为他是专政的物件。第二天早兄弟二人和六岁的长孙浩波将他老人家送走，入土为安。想不到父亲当年创业的那根桑木扁担，现在竟然承担他那伟岸的身躯。带着遗憾、屈辱，沉重地离开这个是非颠倒的世界。是啊，人的生命有时很脆弱，随时可以消失，一切可以转瞬即空。终于破灭，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感情永存。父亲逝世即将四十周年，我为他写点文字，留作纪念。

[ 本帖最后由 fengsg 于 2008-8-31 10: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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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真实记录了冯氏族人在过去的动乱百年艰辛发展历史，民间观察真实的历史，读来令人感慨。

前人已经化危机为转机，我们自此太平盛世的人应该珍惜，应该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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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田修同志跟我说了放心话，但暑假过的仍不踏实，时常在梦中惊醒，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场场令人心惊肉跳的打斗大会。开学后不久，社教工作队在侍庄小学召开全公社中小学教师大会，会上宣布社教运动中受处理的人的决定。

　　受处分的老师有十多人，有四个人带上了反革命的贴己，开除回家监督劳动，余下的有被开除公职，有勒令退职，这场社教与文革相结合的运动就此告一段落，伤害了一大批人，尽管粉碎“四人帮”后都平反昭雪，但给受害人的心灵带来的创伤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

　　到了十月份，社教队撤出，但文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从红卫兵造反，串连，去北京朝圣，夺权，武斗，大联合……两年的时间，学校的课上上停停，一旦造反派武斗发生教师都吓得回家了。六七年秋，在学校附近侍庄发生了一场灌云县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规模武斗，双方动用了手榴弹、机关枪，搞得人心惶惶。学校即使上课，因为旧教材统统被列为修正主义黑书基本上被废止，学生每天读的是《毛主席语录》，中学也是如此，大学停办了，这就是当时中国教育的现状。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八日，二女儿竹青出生，奶水虽不充足，补充一点食品即可。已经有三个孩子了，负担加重，但以粗粮为主填饱肚子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加上每月有三十四元的工资，和一般农户相比还算可以。

　　这一年一半年，文革又掀起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按当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指示，主要指清理造反派和干部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但不论什么运动一到基层，倒霉的还是“四类分子”。我未曾想过在这次运动中，母亲也受到一次小冲击。那是一个星期的下午，我从学校回家，听妻子说母亲被大队造反派叫去开会了，我立刻赶到丁庄南的小范庄，造反派正在那是开批斗会，母亲在那里，但对她还算客气，没有任何的无理举动，会议结束，我把母亲接回家，她老人家快七十岁了，缠着一双小脚，往返十多里路，我真伤心。这叫什么世道？运动何时能了结？这么大年纪的人都难逃一劫。

　　大约十一月上旬《人民日报》突如其来刊出一篇文章，大意是建议农村公办小学的老师一律回出生地大队任教，便于接受当地贫下中农再教育，特别是那些家庭出生不好的老师，回本大队任职更有利于思想改造。这个建议是山东省某地两位小学校长写的，一位姓侯，一位姓王，后来人们习惯称这个建议为“侯王建议”。他们发出这个建议也许是出风头，表明自己是左派，可是对于大部分教师来说是一个不吉利的建议。既然《人民日报》刊出，并加了编者按，大加赞许，寻肯定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但这个建议要运作起来，也并非那么容易和简单。因为那时小学教师，普遍是跨公社，甚至是跨县和跨地区。公办教师在本公社任教的微乎其微。灌云县在历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都是以极左面目出现，以示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所以制造出来的冤假错案在周边各县中名列前茅。“侯王建议”一出笼，县革委会立马闻风而动，那些出生好的跨县教师，把它当着千载难逢的机遇，而烦恼、忧虑的是出身不好的人，大势所趋，顺其自然。
母亲有第一次麻烦，以后会怎样，与其在他乡受人欺侮，倒不如回龙苴老家。那时的基层常委政府都被造反派夺了权，公社、大队、学校相继成立了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我与家乡公社、大队和学校联系好后火速办完工作调动的介绍信，户口迁移证，把刘庄两间屋卖掉，带着母亲、妻儿又回到了龙苴老家。我们在刘庄生活了八年多，斯草斯木，都留在我的记忆中。迄今我仍怀念着他们，这里不仅让我们免除了饥饿，安居八年，也使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农民那种宽厚、淳朴，与人为善的品质。

　　回到家暂住在三间破旧的老屋里，工作被安排在龙苴小学。老屋年久失修，墙体歪斜透风，屋面漏雨钻雪，那年的冬天经常风雪交加，住在里面，大人小孩饱尝风雪之苦，过了春节，求助学校，分得两间校舍搬进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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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由贫下中农造反派领导，实质无书可读，终日背诵毛的语录和“老三篇”。那一年中国的“造神”运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上课前，教师要带领学生做“四首先”，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二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三背诵三条毛的语录，四是高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课间要带领学生跳“忠字舞” ，办公室、教室教师的办公桌上要设置“宝书台”。更有甚者，第个中国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机关食堂工作人员 用餐前都要做“四首先”，比宗教还要宗教。大家的思想都麻木了。学生的一篇作文中有几十处“毛主席”三字，教师一旦不慎，用红笔圈了两个重复，若被发觉，将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受牢狱之灾。较之于满清时代的文字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六九年底，毛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全国立即掀起城市知青（初高中学生）上山下乡运动。我们灌云接收的都是南京的学生。知青下乡尚未安排妥当，毛又提出：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也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也俗称“干部下放劳动”。象我们农村的本来就生活在乡间，这场“干部下放”运动也把我们包括进去了。据我后来调查了解，南京来的下放干部，包括教师十有八九是不是出身不好，就是有点历史问题，或者海外关系什么的，一句话，这些人当时都被列入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范畴，与其说是下放劳动煅炼，不如说是清理阶级队伍。

　　七零年的元旦刚过，全公社的干部和教师开大会，有县革命委员会领导传达干部下放的意义和相关的政策，我至今记得他是这样宣讲的。他说，干部下放是毛主席“备战、备荒”的伟大战备布置，从战略高度讲，一旦发生战争（与苏修），我们可以储备大量的有生力量，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是高瞻远瞩，其实完全是欺人之谈。他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写申请，接受党的挑选。大约一个星期时间，下放人员名单公布了，我赫然列在其中，不久弟弟也下放回来。有幸的是根据中央的有关的政策下放干部的工资待遇暂时不变，每人每月口粮定量增加五斤，无住房的，帮助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是指从城里来的），有这样的几点政策，大家像吃定心丸，但最终如何，谁也无法预测，听天由命吧！

　　宣布下放那天，正赶上龙苴逢大集，街上人山人海。公社革委会把下放人员集中起来，各人胸前佩戴大红花，每人发一把儿钗和铁锹各一把，锣鼓喧天在众目睽睽之下亮相。下放两个多月，生产队也没有人叫我去做工参加劳动，自己高兴就去干两天，不计工分。龙小不能长久地住下去了，乘此东风，去“下放干部安置办”要了点材料建房，我不愿意在老宅上重建，只好　将家中四口人的三分自留地换了一份宅基地（由生产队统一安排），新安排的宅基地，说来也巧，正是土改前我家的谷场地，那份谷场地和三间仓库被我那位曹表叔分去了，合作化前他生活窘迫卖给了别人，合作化后，这块地又收归集体所有了。现在队里又调整给我建房用地，天下竟有这样巧合的事，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让人浮想联翩。

　　建房的资金，卖了一口猪，一辆自行车，刘庄的卖房款，亲友借了一部分，解决了百分之七十。人工全是冯庄本家弟兄帮忙，招待费花了二百多元，全部的费用是八百多元，所欠的外债两年时间才还清。由于自留地调换了建房用地，生产队的口粮地标准是每人每年只有200来斤，孩子大了，生活的困难矛盾又突出了，有时又处于半饥半饿之中。恰在此时，小儿子浩然在房子落成前来到人间，时间是一九七零年五月十四日，奶水不足，担心孩子营养不良，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秋天我与妻子俩人动手建了一间厨房。记得七一年春节除夕晚上，拿点工资还队里的透支粮款，买点年货，只剩下0.37元钱，气得连春联都没有写。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好笑。

　　所有的下放干部很少有人去生产队劳动，上面无人管，下面管不着，成了“自由人”，到了后来，公社干脆把我们召集起来，和公社干部一起下派到各大队，协助工作有近两年时间，这倒是不错的差事，有吃有喝，田间转转，说几句假大空的话。

　　七二年夏季的某一天，岳母来找我，让我看一张纸片，虽然不大却是陡沟公社革委会档，内容是经清理阶级队伍，刘李氏属于漏划地主并接受管制。一看莫名其妙，她家在土改时还分得别人几亩地，阶级成份定为贫农，怎么二十年后又成了地主？她老人家感到十分无奈，这张纸片让我收着，我安慰她两句：“七十多岁的人，管它呢”，其实她唯一的罪名是“流亡”家属。因为岳父和妻兄四八年去江南后一直杳无音信。善于他们父子的后来情况，我在岳母去世二十周年之际写一篇追思文章刊载在台湾《海州文献》上，此文附后。

　　这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干部政策作了调整，邓小平复职，过去对干部政策作了调整，被下放劳动的干部又开始启用。城里下来的干部陆续召回，我们下放教师也重新安排工作。

　　回到学校因无正式教材，语文课只能当政治课上，紧跟形势，天天“批林批孔”，当时有些想不通，林彪与几千年前的孔老夫子有什么关系，几千年来一直受华夏民族推崇的孔子儒思想今天又成了众矢之的，天天受到口诛笔伐，老师要指导学生写批判稿，教室的墙壁上大小字报贴得满满都是。 “批林批孔”还未结束，又来了个“评法批儒”，“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再后来又冒出一个小学生“黄帅日记”批判“师道尊严”，真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把教师折腾得无所适从。

　　七二年春，又开始一场“一打三反”运动，农村里的斗争矛盾又直指“四类分子”。县里下派工作队进驻各大队，工作队里有造反派、退伍军人、干部。他们满脑子都是阶级斗争，以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母亲已是七下多岁的老人了，一辈子乐善好施，龙苴街三岁的孩子未曾得罪过，这次也在劫难逃，在肉体和心灵上都受到一次不小的创伤。在生产队批斗会上，向母亲发泄施暴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曾受惠于母亲的那个解放前露宿街头讨饭婆的儿子×××，一个是龙苴街上臭名昭著的“破鞋”、坏女人×××，，他们为了表现积极捞得“政治稻草”，竟丧失人性对一个心地善良的老人动武，他们的暴行天理难容，终将会受到上苍的报应和惩罚。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三日，母亲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去年是母亲辞世二十周年，我谨以文字形式悼念她老人家在天之灵：

　　追溯母爱无涯含辛茹苦高风亮节比前朝贤淑
　　悼念慈恩浩瀚育子抚孙蓓蕾满枝为后世楷模

　　中共建政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阶级斗争象一张无形的网，夺去多少人的宝贵生命，使多少才华横溢的人付之东流。

　　七十年代初，搞了所谓的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只要出身好，学毛选积极分子不用任何考试，小学毕业照常跨进大学殿堂，真是咄咄怪事。直到打倒“四人帮”，大儿子浩波上高中还因为爷爷是地主而没有资格。孙子要为爷爷背黑锅，这种唯成份血统古今中外也是罕见。随着“两个凡是”论被推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深入，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才看到希望。

　　七六年前后，家中生活仅靠我那点工资收入难以维持，妻子与十二岁的大女儿每天磨桌豆腐卖。大女儿白天上学，晚上磨豆腐，十分辛苦，一桌豆腐做好已是深更半夜，卖豆腐还要偷偷摸摸，若被公社、大队市场管理人员发觉，还要批判你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一次刚做好的豆腐被大队民兵发现没收了。“四人帮”被打倒后，市场逐渐开放，妻子与大女儿又继续做了两年豆腐，结果是大女儿的学习被耽误了，没有把书读好，现在想起来真是觉得对不起孩子。

　　八十年代初，妻子与大女儿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小百货生意以资助浩波读大学，浩然读中学，一直到他们兄弟二人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家中的负担才减轻，生活一天天好转。

　　八四年我调入龙苴中学直至退休，期间做了十二年的县政协委员，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

　　九零年携妻子去一趟香港，与在台湾从事公职的妻兄会面，这种变化是过去想不不敢想的。今天兄弟两家人子女学有所成，除浩波是建筑监理工程师外，两家子女从事从小学到大家教育工作的有七个人，称得上教育世家。

　　我已桑榆暮年，写这点回忆录，一是为了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以作纪念。二是教育子孙把祖辈父辈的人生经历作为自己刻苦奋斗的一笔财富。

　　2005年3月－5月

fengsg

　　二〇〇二年的冬至，是我的岳母辞世二十周年祭年，二十年前，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悲喜情感交织中带沣遗憾和眷念离开了人世。她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贤淑、善良、勤劳、俭朴，但时代和历史却在她心灵上刻画下了累累的伤痕。

　　民国三十七年（公元一九四八年）她唯一的儿子，他只有十七岁，只身远赴江南求学，却被卷入国共的战乱之中。她与岳父交织在惊恐、迷茫和彷徨，为了寻找儿子，岳父只身奔赴江南，恰遇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他在血与泪、饥与寒的九死一生中，在常州与儿子会了面，但不到四个小时，却迫于时局的混乱，只好含泪分离，庆幸他们父子俩在崇明岛再次重逢，从此他们父子浪迹天涯，杳无音信。



　　岳父寻子出走后，家庭失去顶梁柱，一副的担子压在岳母的肩上，她与三个女儿相依为命，耕种祖上留下的三亩薄田，披星戴月，收获勉强度日。

　　土地改革，她被定为贫农成分，但因是流亡眷属，政治上受到歧视，在别人的白眼下生活。她终日脸上挂満了愁云惨雾，但又时时刻刻牵念着亡命天涯的丈夫和儿子。

　　一九五一年家乡大闹饥荒，三天两头揭不开锅，无奈之下，从未出过远门缠着小脚的她步履艰难，跋涉数十里路去求救于岳父的学生的帮助，待她将几十斤的高粱背回家时，竟累得大病一场，卧床多日。她和女儿们吞糠咽菜，一天天地度过难关。

　　她在苦难中煎熬多年，三个女儿相继出嫁，从此她一个人孤单地守着多间老屋，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她常常彻夜难眠，面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凝视窗外，眼前一片茫然，时而恍若梦境，时而从点点星光中幻见到一线希望。

　　她一天天衰老，额上的皱纹加深，头发全白，当土地入社（人民公社化）时，她已经失去劳动能力，只能在二分自留地上辛勤劳作，种些瓜果蔬菜，补给生产队每天供给不足半斤的口粮。

　　家中老屋多间，风雨侵蚀，年久失修，相继倒塌，她把木料变卖，以度饥寒。

　　老宅基地被充公，只能在老宅旁搭建草房一间，不足六个平方米。室内土灶一口，旧床一张，除简单的生活用具，别无他物，被褥破旧，衣衫褴缕，但我们也无力相助，看了令人万般不忍和心疼。

　　一九五六年前，政府对“流亡”家属比较讲究政策，只要守法，不至于受到打击迫害。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形势逆转，阶级斗争成了社会的主旋律，岳母虽年已花甲，但历次政治运动仍在劫难逃，常常无端地遭受批斗。曾因喂养两只母鸡生蛋，未能及时地卖给公家，竟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文革十年，造反派更是肆无忌惮，批判会戴高帽，游街示众，斗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所幸岳母为人善良宽厚，地方上一些有良心的中共老党员，老干部，尚能为她讲几句公道话，使她多次化险为夷，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最令人费解的是一九七二年秋，“一打三反”运动时，找到了我，用一双颤抖的双手，递给我一张盖有红印章的纸片让我看个究竟，原来是张革命委员会的档，内容是她经审查是漏划的“地主分子”，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我感到很困惑、迷茫！土改时，她一家四口，只有三亩土地，按中共土地法规定还分得别人几亩湖荡地，二十年后，怎么一夜之初蝃　变成了地主阶级？真是天大的笑话。老人家的无辜，无奈和无助，全刻划在那张憔悴的脸庞上。

　　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她饱经磨难，但仍坚强地活下来，并终于盼到朝思暮想的这一天。

　　一九七九年的初夏，一位从香港回来的族亲给她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是，她浪迹天涯的儿子还活在人间，并在台北的一家大型医院任职，生儿育女，家庭幸福，只是先岳父已于一九六八年在台北病故。她起先不敢相信，当儿子从台湾经香港转寄来信，并附有多张彩照，她才欣喜若狂，我把来信逐字逐句念给她听时，她老泪纵横，照片看了又看，用一双苍老的手不停地抚摸，贴在脸颊上，放在胸前，一瞬间，忧与愁，怨与恨全烟消云散了，呈现在眼前的是希望、喜悦和光明。

　　不久，错划的“地主”身份也获得平反，她的精神枷锁解脱，再加上儿子不时来信，及常常汇款让她改善生活，她那饱经忧患风霜老态龙钟的脸上，也常常绽开了可爱的笑容。她跟儿女们说：“有生之年，能见到儿子一面，就死也闭眼了”。遗憾的是这一天她没有等到。临终前，她神态安祥，双目微闭，好象有话要说，但又说不出来。大概是病危前讲的那句话：“刘家这一脉的后代，不知何时能落叶归根？”

　　直到一九九六年五月，她那公职退休的儿子，才携眷返乡，在墓前衰痛跪祭并迁建墓园。她老人家在天之灵若是有知，也该含笑了。

　　她走了，一间小屋，灵柩进不去，只好破墙而入，女儿女婿及侄儿们为她举行了简单而又隆重的哀荣葬仪，乡里间传为盛事。

　　岳母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她的命运是几十万去台同胞家属的缩影。她已走了二十年，但愿这场悲剧永永久久不再重演。我写此文，作为对岳母大人永难忘却的追思。　　　　　　　　　　　　　

　　二〇〇二年冬至前。

冯常兴

祝事业发达，人丁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