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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文物界称为“活国宝”的著名学者冯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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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23 21:28: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被文物界称为“活国宝”的著名学者冯鹏生

冯鹏生.JPG


    2001年11月12日上午10点,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馆长计连成给冯鹏生先生送来一批残破的辽代经卷,请冯先生帮助修复,这是冯鹏生帮他们修复的第四批经卷。

    大藏经是佛教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它不仅收录了大量的佛经,历代高僧的重要著述,还记录了佛教发源地印度的部分历史和民俗。中国古代传说《西游记》讲述的唐僧去西天取经,取的就是大藏经。

    宋开宝八年(公元976年),中国第一次将大藏经整理成汉文。公元992年,辽契丹国,开始刊刻中国历史上版本最好的大藏经——契丹藏。

    大藏经在它的发源地印度已经失传,只有汉文大藏经流传在世上。最早的一部大藏经现存于大英博物馆,最好的大藏经〈契丹藏〉则于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维修时,在第四层释迦佛塑像的肚子里发现。但发现时经卷已残破不堪。这是冯鹏生第一次主持抢救修复的国宝级文物。

    当时他是车间主任,所以经过研究以后,说应该是全力地对这批文物进行抢救,于是他在工作安排上就增加了人员,就安排了张贵桐先生、王家瑞先生、李振东先生,和他,就是对修复这批作品都做了具体的分工。谁负责修哪些谁负责哪些,他是负责修辽代的那几本书籍,要恢复它的原样,另外修了几件难度比较大的,不容易展观的经卷。

    确保经卷不受损伤的情况下,他们经过对经卷的特殊处理,然后利用水中冲洗这样一种方法把两三卷经卷揭开了。

    中国书画装裱修复技术始于魏晋,唐代以后逐渐完善。因地域和气候的不同,在操作技法上,有了南北之分。

    1949年以后,南北高手都聚集在北京。南派以刘定之、张耀煊为代表,他们修复了故宫的稀世珍宝,宋代的〈清明上河图〉和辽宁博物馆收藏的唐代〈簪花仕女图〉。北派国手张贵桐、王家瑞,他们修复了新疆出土的唐代〈女娲图〉、明代钟钦礼的〈山水〉等大量古旧书画。

    为了尽量保持经卷的原貌,冯鹏生他们采用的是南派挖补的方法。把一个犹如擀面杖似的经卷,把它揭开,那是非同小可的事,因为那纸很薄又很糟糗,粘连在一起,那不仅要经过特殊的处理,那是相当的紧张的啊。这是冯鹏生他们第一次接手难度这么大的工作,那年他37岁,已经在这个行业工作了 21个年头。也正是在那一年,他的第一部理论专著〈中国书画装裱概说〉出版了。

    1957年,冯鹏生就读于北京市三十一中,理想是写小说。当时父亲的收入很难养活一个十三口之家。

    如果他作为一个艺徒就可以得到12元钱的生活费,于是学业就荒废了。

    他离开学校,考入位于前门鲜鱼口的北京市特艺联社,与江海沧签了师徒合同,学习书画装裱技术,这年他15岁。

    江海沧,张大千门下的北派装裱高手,多年为张大千裱画。1950年,到了北京特艺联社。他专心致志,逢年过节都不和父母多待一会就回宿舍去了,至于对象的事就更排不上队来了,即使有一点春意萌动,也要扼杀在内心底下。他记得是在一年春节,寒冷的冬天,他跑到所在单位对门的理发馆,叫理发的师傅将头发统统剃光,那师傅说:“本来咱们就其貌不扬,再把那两根头发剃了,不就更丑了吗。”他回答:“这样即使春心萌动也不会有人光临了呀”。

    记得进行这项工作是在冬天,在冬天,吓得是满头大汗,穿的衣服并不多,全是被吓的。所以他曾经跟别人说,修复这些古代的作品,确实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你必须达到一种境界——人我两忘。

    荣宝斋原名松竹斋,是一个进京赶考未取得功名的文人创办,当初只是一家经营诗信笺纸、文房四宝的小店。1894年,改为荣宝斋,取 “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将古玩字画纳入经营范围。经过一百多年,荣宝斋有了“民间小故宫”的美誉。

    1959年,特艺联社裱画厂100多人都归到了荣宝斋,建立起庞大的装裱车间。同时这里也集中了北派装裱修复的国手张贵桐、王家瑞。冯鹏生修复古书画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术,得到这两位师傅的传授。

    俗话说,三分字画,七分装裱。据文物管理部门提供的数据,全国目前有1000多万件老化残破的书画文物亟待修复,而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却只有近400人,在这些人员当中,既懂专业美术知识,又掌握较高技术,能够修复国宝级文物的专家,更为少见。如果没有他们,一切的书画国宝都可能成为废纸。

    当时应县木塔经卷的修复工作,集中了荣宝斋装裱修复技术的最强力量,他们从1979年冬至1981年夏,用了900多天的时间,将〈契丹藏〉从一堆枯朽酥脆的纸片,一点点地还原,使它重新具有了文物的本来价值。到今天,整整20年过去了,当年参加抢救工作的四位师傅,如今只剩下了冯鹏生。

    1986年9月,冯鹏生接到新闻出版总署的通知,去中央美术学院进修,作为荣宝斋副经理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荣宝斋。

    90年他从美院毕业后,刚好赶上了单位人事调整,他成了闲散人员,开始蜗居在家中,一呆就是十年。

    1988年,山东即墨发现了一件明代绢本画,虽然很珍贵,但画中人物的脸在文革中被涂上了墨汁。他们向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先生求助,史先生带着这幅画找了故宫和上海的有关部门,都没有办法修复。最后,史先生找到了冯鹏生,请他试试看,但要求一定要做好。冯鹏生经过三四天的时间清洗修复,最终清理掉了墨渍,但多少也留下了一些痕迹,所以冯鹏生自己对这件复原的作品,始终不是很满意。

    在他闲赋在家期间,还有许多博物馆慕名找上门来,请他修复书画文物。 这些年来,他为山西、内蒙、辽宁等地修复文物字画500多件,其中特级、一级文物近30件。

    十年间,他查阅研究了四千多本图书资料,筛选了一万多幅古今版画图片,写出了30万字的《木版水印概说》。他根据史料和实物,论定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始于隋代。结束了近1000年来学术界关于雕版印刷术起始年代的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此书赠送给联合国第六次印刷史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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